近日，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原文化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祭天与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大学召开。与会学者通过多学科视角，围绕“祭天与古代文明”这一主题进行研讨交流，以期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文明演进历程。

　　祭天仪式是中华文明的载体之一

　　“一个时代展露的文化面貌与这个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密切相关，有关祭天的中国古代遗存不胜枚举，彰显着古人对世界的认知智慧。”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表示，宇宙观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天、地、人相互关系的认知体系，其核心内容之一是祭天。

　　祭天是古代国家由最高首领主宰的最为重大的礼仪活动，也是华夏民族最隆重、最庄严和神圣的祭祀仪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认为，自上古到明清，祭天礼仪的程式虽有变化，但其文化内涵则始终得以传承和弘扬。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祭祀礼仪创新和大发展时期，秦人在周人礼仪基础上首创了以畤祭天的郊祀制度，历经秦始皇、汉武帝的“封禅”大典，祭天之秩达到了如月如恒的高度。正是由于秦汉时期的典仪发展，为汉代以后祭天礼仪奠定了基础，这一过程佐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不曾断裂的史实。

　　近年来，学术界高度重视对表现古代精神、思想和礼仪方面相关考古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资料对于深化秦汉礼制、秦汉政治、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亚岐告诉记者，2016年以来，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组队的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考古发掘，首次发现由坛、壝、场、建筑、祭祀坑、道路系统等各类相关文化遗存所构成的完整“畤”功能结构，这是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国家大型祭祀遗址。血池遗址是东周诸侯国到秦汉大一统国家祭祀活动的最重要物质载体，其发现也是对正史记载中雍地开展的一系列国家祭祀行为的印证。

　　考证观象授时与文明演进的关系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大顺认为，华夏文明的早期国家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以“敬授民时”。

　　从2015年开始，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位于陕西省三原县的天井坑遗址群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古勘探，西北大学教授曲安京团队从数理天文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天井坑地平坑口的直径约220米，在地平下方25—30米处的地表坑底直径约170米，之下还有约30米深的覆土掩埋，天井坑的地平深度大约55米。俯瞰天井坑，从内而外，由三个同心圆构成，分别是坑底壕沟、中部环道、地平坑口，它们的直径比值接近 5∶7∶10。曲安京介绍，这个三圆三方的嵌套结构，曾经作为一个宇宙模型，出现在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陈起》中。这个模型采用了不等间距的同心圆结构，是秦汉时期存在的宇宙模型之一。这是古代天文文献的新发现。

　　《周礼》记载：“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从观象授时活动产生“择中”，到居中，再到居中而治的理念，是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神圣性的来源。段清波表示，随着观象授时理论与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文化逐步从满天星斗演进到中原一枝独秀的发展态势。在这一过程中，悠久的盖天说对古代中国各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影响深刻。盖天说赖以成立的基础是立表测影。因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观念的不断普及，各酋邦纷纷通过“择中”活动来彰显正统性。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应该不是中心城市、文字、金属这类物化因素，而应是与“择中”实践活动相关的理论与遗存。

　　段清波认为，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群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凝结物。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基因，是中华文明在不同时期由宇宙观、社会治理体系及核心文化价值观三者交互作用的产物，也是不同时期社会成员思维方式，特别是在核心文化价值观约束下所形成的处事方式的物化表现。探究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治理体系与核心价值观、宇宙观的特征，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与互动模式，是研究中国文明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