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活动对中华文明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海洋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日前主办的“海洋与传统中国”论坛上，有学者提出，研究中国海洋史不仅要关注海上交流，还需要考察中华文明中的海洋因素，更深入地探讨海洋活动对古代中国社会发展、观念意识形成等方面的影响。同时，不仅要关注中国自身的海洋传统，也要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研究中国海洋史。

　　从海洋活动角度观察中华文明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表示，在全球化视野下，从海洋活动角度观察中华文明演进史，将对海洋史的整体研究有切实推进作用。谈到中国海洋史研究现状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认为，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海洋意识。例如，中国自战国时代开始就习惯使用“海内”这一政治概念。“海内”与“天下”地理称谓的同时通行，说明了当时中原居民海洋意识的初步觉醒。秦汉时期，在政论家的论著中，依然保存这一语言习惯，“四海”与“海内”亦相对应。秦汉时期对沿海区域进行管理、航海经验收录于文献等历史现象都说明了秦汉时期中国对海洋的关注与探索。海产品进入内陆地区的饮食生活，与秦汉大一统政体成立的历史条件有关，也可以看作与社会海洋意义相关的现象。

　　在探讨中国走向海洋的内在动力问题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鲁西奇关注滨海地域的社会构建与文化演进，试图从滨海社会内部寻找答案。滨海地域的社会文化史主要表现为地域社会内部在分化、对立与冲突中逐步统一，同时向外部不断扩展，进而进入王朝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系统以及更具开放性的文化人群中的历史过程。滨海地域的社会，是海陆人群共同营构的社会；滨海地域的文化，是海陆因素兼具的文化。

　　大航海视野下的文明交融

　　古代中国对海洋的认识遵循着自有的逻辑，形成了独有的海洋知识体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黄纯艳认为，宋代是中国海洋知识空前发展的时代，特别是民间海洋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海洋知识。

　　15—17世纪前半期是大航海、地理大发现、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商人在古代航海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教授李伯重认为，元代中国商人拥有当时世界领先的航海技术与航海设备，大航海航线将中国、东亚与印度洋联系起来，将元代后期作为东半球航海时代的开端是有道理的。

　　通过分析近年来的沉船遗址，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宋建忠认为，海洋相比陆地有更广阔的开发空间，人类活动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绕过海洋。他举例称，2010—2012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合作对位于广东省汕头市南澳东南附近海域的“南澳一号”进行水下考古发掘。从货船中清理出的瓷器、铁器、金银器等文物，见证了我国传统海外贸易的繁华景象。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万明看来，应以全球史视野研究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西海陆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把东西方交往重心从陆地转向了海洋，马六甲海峡成为繁盛的国际贸易中心就是实证。

　　1911年，考古学家于斯里兰卡发现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据考证，该碑是当时人们为了祈求海上航行安全，而于明朝永乐八年（1410）在锡兰山所立。碑身上有汉文、波斯文、泰米尔文三种文字，展现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姜波认为，锡兰山碑的发现不是偶然现象，它表明郑和当时十分重视在所到之处立碑，并借此宣扬国威。斯里兰卡是当时的海上航运枢纽，是香料、丝绸、瓷器等货物的重要贸易场所。通过研究郑和航海路线，可以发现郑和船队在返航途中经停斯里兰卡海港。同时，在斯里兰卡海港遗址中发现的波斯釉陶，印证了波斯人的到来。所以，斯里兰卡对当时中国以及波斯都是重要的航海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