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高层论坛”在中国海洋大学举行。与会学者围绕“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国家翻译实践进入研究视野

　　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黄友义提出，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研究，将国家翻译实践从单纯的国家机关和翻译部门的实务工作带到了学术研究的平台上，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对外话语体系建构，要在继续传播传统文化基础上，更加注重时代性、话题性。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任东升表示，国家翻译实践是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环节之一，当前是强化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最佳时机，我们应当总结中国翻译发展的成功经验，并吸收其他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方面的先进经验，促进我国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学界需要深入研究国家翻译实践和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学术经验和实践问题，提升“国家翻译实践”的术语解释力，完善翻译学理论框架，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吴贇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对外翻译规划发现，中国对外翻译规划实现了从国家机构主导到“借帆出海”的衍变，从自我视野中的国家形象建构到他者视野中的国家形象建构的过渡，在文化外交的理念下充分结合了中国文学翻译场域的变化。具体表现为：译介活动更好地融合了输出国和输入国的需求；国家机构多采取“借帆出海”的方式，多途径与国外传播机构合作；在译介经典作家作品的同时，也关注年轻作者的作品，在注重西方读者需求的基础上构建当代中国形象；译介主体更注重翻译有独特趣味的作品，选材呈现多样化。

　　探索中国特色翻译学理论

　　21世纪以来，中国翻译学者更加注重中国特色译学理论的探索，“中国学派”意识也正产生于对国家翻译实践的研究。任东升认为，国家翻译实践史是中西方翻译史研究的主要部分。基于中国翻译史考察，任东升提出“国家翻译实践”理论，并以此解释“输入型”“输出型”“内译型”三种不同类型国家翻译实践，认为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应当包括理论维度、规划维度、实践维度、翻译史维度、价值评价维度等层面。

　　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翻译主体的认识更为全面，从个体的翻译实践到机构的翻译实践，再到国家翻译实践，我们对翻译实践的主体类型的认识更加丰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蓝红军认为，为维护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安全，塑造国家形象，加强国际交流，国家作为行为主体的翻译实践，长期以来未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国家翻译实践”理论的提出是我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理论探索，是一个融合了多个学科的现代翻译学概念。“国家翻译实践”理论的未来发展既要面对自身的理论问题，更要面对实践问题，可以从概念界定、区别性特征的描写和归纳等理论，以及国家翻译实践与国家形象建构、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等实践层面，深入研究相关问题。

　　完善国家翻译机制

　　谈到国家翻译在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方面面临的挑战，黄友义认为，对外翻译和研究是个永恒的话题。现在是强化国家翻译机制，传播中国故事的最好时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逐步提高，在国际上吸引了广大的受众群体，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为国家翻译实践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黄友义表示，推动我国国家翻译更加高效成熟，建立既有前瞻性又有现实性的翻译机制，对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吴贇认为，对外翻译规划不仅需要国家战略规划的身份定位，还需要结合市场需求丰富自身实践。一方面，要找到中国文化、中国视角与宣传目标国的文化、视角的接合点，缩小中国故事与目标国人口的距离。另一方面，要走出学术小圈子，深化产学研合作，助力中国企业通过人工智能与翻译技术的融合与运用，从图像、文字、视频等多模态提升输出效果。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傅敬民认为，国家翻译实践必须在语言、译者、制度等方面进行有效规范，才能确立并维护各自的话语权威，获得自身价值的认同和保障。

　　政治和外交话语对外译介，是我国国家翻译实践和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环节。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对外话语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范大祺提出，当前政治话语对外译介最重要的问题是标准化体系建设，最大难点是做好讲政治和讲效果的平衡与统一。这个问题亟待学界深入研究。

　　立足翻译史书写和研究现状，青岛科技大学讲师高玉霞提出，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应采取史论结合的范式，坚持专题化和多样化原则、史实辨识在先原则，采取大数据定量描述分析法和口述文献互证法，规避传统翻译史书写和研究中的单打独斗模式，采取综合集成的书写模式，逐步建立检索文献数据库和量化数据库。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最终完成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的重大课题。

　　会议由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研究院、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翻译》编辑部主办，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