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武汉9月20日电 （记者明海英）9月19—20日，曾侯乙编钟出土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北省博物馆举行。与会学者总结40年来有关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的研究成果，并对未来曾国历史、考古、文化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闻捷表示，40年来，有关曾侯乙编钟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曾侯乙编钟为何采用三层结构；最上层的钮钟承担何种功能；曾侯乙编钟的中、下层“常用音域”为何基本以甬钟构成；曾侯乙编钟所采用的三面折曲形制在当时是否具有普遍的礼制意义等。近年来，随着历史上曾国以及周邻相近历史时期的编钟资料不断出土，学者可以重新思考上述问题，并尝试提出不同的解释方案。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高崇文说，自曾侯乙墓被发现以来，学术界对随枣走廊是否存在曾国、曾国与随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但分歧较多。近些年来，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苏家垄等曾国墓地的重大发现，证实了自西周至战国时期，在随枣走廊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曾国。

　　“虽然在宋代文献中，就著录有‘曾’字铭文的青铜器，但对曾国历史、文物的学术研究是由考古发现推动的。”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表示，迄今为止，有关曾国的考古资料主要集中在西周早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晚期（含中期）至战国中期这三个历史阶段。而且这三个历史阶段的国君级大型墓葬和都城等重要遗迹都有重大发现。因此，由考古发现确认的曾国历史从西周早期延续至战国中晚期，除暂未发现西周中期的明确文化遗存外，曾国在长达70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

　　“曾侯乙墓的发掘开启了对曾国系列相关问题的考古学研究。40年来，随着被发现的曾国遗存不断增多，有关曾国的族姓、始封年代、受封者及曾国与随国的关系等诸多问题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凤春表示，随着被发现的曾侯墓葬及曾侯遗物不断增多，曾侯的世系也逐渐清楚，开展对曾侯世系的研究已刻不容缓。他表示，据统计，目前具有明确曾侯自名的遗物达347件，时跨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学者对这些遗物进行重新梳理，并对其进行年代学的考察，由此重新排定了各曾侯的具体年代，有利于对曾国进行更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