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石刻种类丰富，从外观来看，包括摩崖、碑碣、墓志、刑徒砖、买地券、造像题记、经幢等多种类别，内容涉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是一笔有待系统整理和充分发掘的文献宝藏。近年来，随着古籍数字化和数据库建设的普及，金石、碑刻等古文献的整理出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文献整理研究受重视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李雪梅用“天时地利人和”来描述当前石刻整理工作的形势。她表示，近年来，石刻文献整理研究越来越受关注，较突出的标志为，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有关碑志的立项数目增长迅速。2006—2011年年均4.66项，2012—2017年年均16.66项，增幅显著。而2006年之前，相关立项年均不到1项。虽然项目申请、设立关乎学者个人或学术团队的研究旨趣，但作为国家级社会科学项目评审，其鲜明的导向性和前瞻性已成为客观事实。

　　“在传统显学金石学中，碑志是一种经典的本土性史料，尤其在坚实耐久、社会普及、跨越时空等方面，碑志在中国传统文献中都是首屈一指。加之石刻文献兼具传世与出土、官方与民间、实体与程序并行等特色，且有千余年的厚重积累，使其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和构建本土学术话语体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李雪梅说。

　　然而，石刻整理与数字化出版的便利，也使得一些整理成果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有学者提出，文献古籍“伪整理”现象不容忽视，正本清源已成当务之急。

　　数量统计缺乏准确数据

　　目前，我国现存石刻数量并无准确数据，仅个别省份进行过相关调查和统计。

　　李雪梅表示，明清尤其是清代碑志的存世量相当可观，但各地调查整理工作进展参差不齐。保守估计，我国所存历代石刻文献20余万种。这些珍贵史料，无论是进行专题、断代研究，还是综合研究，均可作为一种主体文献加以利用。但是，更多地区的碑刻资料仍需进一步搜集整理。例如，岭南地区曾有“金石贫天南”之说。然而，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和学者的整理发现，两广地区的石刻文献资料丰富性可以说超乎想象。

　　广西师范大学石刻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杜海军对广西地区的石刻文献进行了整理。在他看来，广西石刻产生虽然晚于陕西、山东等中原地区，但后来居上。他表示，广西石刻量大且分布广泛。《桂林石刻总集辑校》《广西石刻总集辑校》中共收录石刻3450件之多。而除此外，仍有大量石刻文献散落于广西各地，有待进一步整理。

　　整理方法待规范

　　面对数以千万计的史料，对其进行科学、规范的分类，是石刻文献整理研究的当务之急，也是一项根基性的工作。

　　李雪梅认为，当代一些碑志辑录中类别的设定传统性和包容性不强，也缺乏对某类碑刻自身发展规律的总结和分析，这甚至阻碍了石刻文献的发展。从目前石刻文献整理研究的整体情况看，研究仍偏重于区域、断代、专题文献资料的整理，以致石刻文献本身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相对欠缺，也使得碑刻分类、命名等基础性研究得不到应有的关注。

　　石刻文献提供了很多史传缺失的内容，但石刻文献的甄别、断代问题也极为重要。李雪梅认为，新的史料、新的研究范式能引领学术创新。尽管传统金石学被超越是必然之事，但传统金石学惯用的碑史互证的“二重证据法”、跋尾研究范式、义例研究、访碑传统等，仍值得借鉴与发扬。

　　李雪梅提出，传统金石学多强调碑志文本和史籍文献的比勘，这也是古代文献研究的基本功。但如果都是基于二手文献的比勘，其研究意义就会大打折扣。理想的研究方式是，公文原件与碑石这两种一手史料进行比较研究，但难度极大。而以一手“碑本”为基础史料，则是当下可行且需要大力提倡的研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