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研究离不开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近年来，全国性层面的文学史料得到较为充分的挖掘与整理，但是地方性文学史料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和使用。有学者认为，地方性文学史料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这些稀见资料能够为现代文学研究打开新的空间。

　　有助于拓宽文学研究空间

　　四川大学教授李怡告诉记者，地方性文学史料主要包括地方创办的期刊杂志，以及特定历史时期地方区域出版发行的图书。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吴景明表示，地方性文学史料不仅可以丰富现有的历史解释，提供更为丰富的历史实践因素，更可以推动国家文学与地方性文学之间形成潜在合理的对话。它包括地方性报刊、地方档案、地方文学、文化资料汇编等，与现代文学生产关系密切的史料。同时，民间收藏家收藏的名人手札、重要版本、作家档案等稀见史料，也能为文学研究打开新的空间。

　　青岛大学教授刘增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代文学地方性史料大体可以分为省市区级与县乡村级两个层面，前者与全国性层面的文学史料区别不大，只是在关注范围、史料价值、影响大小等方面有所区别。地方性文学史料主要包括口述型与文本型两大类别。有些史料表面看与文学没有直接关联，但对于文坛风气、作家生活境遇、文人关系等，却具有值得认真辨析、阐释、完整再现的价值。

　　刘增人提到，目前地方性文学史料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存在不平衡性。一般来说，文学史料发掘、整理的水平与成就，与一个省区市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大体相关联，东部一般优于西部，城市优于县乡。但是，重庆、成都、桂林、西安等地区，由于历史原因，文学史料积累非常丰厚，又兼地方政府和驻地高校的远见卓识，动手甚早，筹划完备，已为其他省区市作出了榜样。

　　加强地方文学与国家文学的互动

　　通过对地方性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发现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实践因素，可以获得更为全面和复杂的历史信息，进而在国家文学与地方文学的对比与联系中，看到差异与统一。

　　李怡认为，应该特别挖掘地方文学与国家文学的互动关系。地方的经验如果不能放在超越地方的认知上并为其他区域所参照，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同样，国家文学若不能以地方经验为依据，就失去了根须。

　　刘增人表示，全国性层面的文学史料与地方性文学史料是整体与局部的血肉关系，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例如，1935年，王统照、老舍、杜宇等人在青岛创办的副刊《避暑录话》合订本，曾在上海与北京畅销；老舍在青岛创作的《骆驼祥子》也成为典型的国家级作品，他使用青岛“荒岛书店”的稿纸，在青岛黄县路撰写《骆驼祥子》的史料，也成为标准的国家级史料。

　　刘增人说，地方性文学史料带有地方特色，但也受到地方的局限。例如，格局比较小，影响范围小，知情人比较少，遗存比较分散。山东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曾创办过数量非常可观的文艺报刊，但因条件太差，纸粗墨淡，校对不精，发行范围受到很大局限，现在许多已经无法看到全貌。但要全面叙述阐释这一时期的文学风貌，这些史料不可或缺。因此，需要学者克服困难，费心发掘整理。

　　史料发掘刻不容缓

　　刘增人表示，鉴于地方性文学史料研究的不平衡性，各地政府和高校应该把发掘、整理本地区文学史料工作，作为刻不容缓的大事列入议程。划拨经费，安排项目，鼓励有水平、有情怀的学者，从发掘入手，以整理为纲，既有理有力地显示本地历史性文学贡献，又在全国文学史料版图上准确地划定自我的位置。刘增人认为，不少省区市文学史料工作还处在探索阶段，应该把系统、深入地发掘史料放在首位。在发掘工作初具规模后，再从全国视角出发，系统整理，全局定位。

　　在刘增人看来，文学史料发掘工作非常艰苦，也非常困难，需要经费支撑，要经年累月地持续关注，特别需要文学史料工作者有定力、有恒心。文学史料是我们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传承史料中蕴含的精魂与气节，是所有中国文化人共同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