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中国文论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机遇。6月24—26日，在江苏扬州召开的“1978—2018：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围绕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研究的得失，与会的60余位学者就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文论进行了总结与探讨。

　　40年我国文论经历了三次转向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文论研究在总体上实现了长足发展，同时也面临着不少问题。

　　“文艺是改革开放的报春花，在那个时代，有关文艺的讨论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春天的信息，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精神和气氛，也给改革开放带来了信心和勇气。”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高建平谈到，形象思维讨论、美学热、以伤痕文学为起点的新时期文学等，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和中国文学艺术春天的到来，是由形象思维的讨论特别是反对文艺概念化、强调文艺要从中国现实出发而引出来的。他提出，新时代的新文艺也要有现实主义精神。建立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有必要反思当年形象思维的讨论，整理形象思维的遗产，为新时代新文艺的发展提供营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方喜认为，40年来我国的文论经历了三次转向：语言转向、文化转向和技术转向。“跟着西方说”是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的突出特征，当时中国学界对其背后的社会背景缺乏深刻把握。今天看来，“第二次工业革命”是这两次转向的重要社会背景之一。技术转向是21世纪以来的文论正在经历的新转向，其重要社会背景是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个进程中，中国文论面临着重要的“自主创新”机遇，因为无论是从技术本身看，还是从技术对文化和文论的影响上看，中国与西方都是基本同步的。中国文论研究者应自觉参与推动文论研究基本范式的转换、推动文论技术转向进程。

　　创造当代中国文论新形态

　　与会学者认为，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艺发展和文论研究的历史经验，应当以习近平文艺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当代中国的实践问题为研究导向，坚持文化自信，立足新时代，把文艺理论的发展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紧密融为一体，努力创造当代中国文论的新形态。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放鸣提出，从文艺领域入手研究国家形象构建和传播规律，是当代文艺理论创新发展一个新的生长点，也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的迫切需要。应当从国家形象研究这一新视域来审视形象诗学的理论发展，以国家形象研究的新内涵来丰富和深化形象诗学的理论构建。以形象诗学为视角，系统地构建起当代文艺实践中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的研究框架，用理论的自觉来促进和指导文艺实践的深化，使得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探索更加主动地融入中国形象塑造的总体话语体系，发挥其独特的凝聚和影响作用。

　　如何提高中国文论的国际话语权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古风提出，长期以来，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掌握着世界主流文化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几乎处于“失语”状态。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学者开始觉醒，提出要重视“中国话语”和“中国话语权”，研究的问题逐步细化并扩展到中国诗歌话语、中国小说话语、中国音乐话语，以及中国电影话语、中国文论话语、中国哲学话语，乃至中国网络话语、中国传媒话语和中国翻译话语等。在文论研究上强调中国话语权的重要目的在于争取平等言说和参与的机会，将中国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理念传播出去，提高中国文论在国际上的地位，积极参与世界文学理论构建，作出中国作为世界文学大国的贡献。

　　“构建具有国际通约性和中国价值诉求的‘中国理论’，从而为提升中国‘软实力’提供有效的力量支撑。”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范玉刚认为，任何理论都是关乎现实的，从理论生成性来看，每一种理论都有其生成的语境和发生作用的界域。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构建“中国理论”及其话语体系。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要基于多重视野的中国经验及其方法论创新：以中国历史为参照重塑世界历史逻辑，重构中国现代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以中国为价值参照系重塑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积极构建“中国理论”；准确阐释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国道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为旨归。

　　此次会议由扬州大学、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韩国文学理论学会、江苏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扬州大学文学院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