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对生态保护重视程度的提升，环境伦理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作为一门介于伦理学与环境科学之间的新兴综合性学科，环境伦理学是寻求人类和环境共同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的产物。近年来，环境伦理学的关注热点有哪些？如何才能更好推进学科发展？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更关注实践性研究

　　“从学科史的角度看，环境伦理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通进告诉记者，1994年，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成立，并与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建立联系，一批环境伦理学文献出版，我国高校也开始招收环境伦理学方面的博士生和硕士生。

　　在诞生之初，环境伦理学将道德关怀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因而不断遭遇理论合法性的质疑。“环境伦理学能否成立？人与自然存在道德关系是否有充分的学理支撑？环境伦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仅是传统伦理学的延伸？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的争辩至今仍未完全停息，但这并没有影响学科的发展，其学理性根基也在争辩的过程中更加稳固。”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李培超说。

　　“在研究方法上，当前的环境伦理学还较偏重理论思维方法，但通过实证性研究以获得更多的现实素材的支持也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未来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必然会对田野调查、个案研究、大数据分析等方法多有倚重。”李培超说。

　　杨通进提出，目前，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的环境伦理学，还是作为一种新型道德的环境伦理，其合法性与必要性都不再受到怀疑。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这两种视野之间寻求共识，如何有效地为具体的环保决策与环保措施提供引导和辩护。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曹孟勤提出，如今，环境伦理学研究范围日益拓展，不仅包括环境伦理学哲学基础研究、环境伦理规范研究、环境正义研究，还包括实践性较强的环境美德研究和环境伦理实践研究，更为关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实践问题。

　　发现中华文化的“遗传密码”

　　在我国开展环境伦理学研究有众多独特之处。杨通进认为，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者要在工业化时期倡导和传播后工业化时代的环境伦理；要超越过去近百年来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机械论自然观，接续并弘扬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自然观；要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在李培超看来，中国研究环境伦理学的独特之处是，充分体现中华民族自古至今与自然“打交道”所积淀的理论、思想和实践智慧。任何一个民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协调人与人的关系，而且也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环境伦理思想史。

　　“中国的环境伦理思想研究不仅要梳理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如何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并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积淀智慧，而且更要重在发现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基因’和中华文化的‘遗传密码’，更加清晰地辨识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和面向未来的必然选择、责任担当与道德境界。”李培超说。

　　实现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

　　李培超告诉记者，在发展早期，我国环境伦理学“外部输入性”特征比较明显，对国外思潮和流派介绍研究较多，具有本土特色的成果相对匮乏；纯粹理论研究过多，实践关注较少。近年来，这种状况有很大改善，学界更为关注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和面向实践的理论建构，如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阐发、对中国传统环境伦理思想的挖掘、对环境“德治”和环境“法治”互动性的研究、对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实现路径和目标的研究，等等。

　　杨通进提出，实现环境伦理学的中国化，创建环境伦理学的中国流派，要从三方面合力推进。一是面向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以问题为导向，为化解环境保护的困局提供价值引导；二是在认真总结当代环境伦理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深化环境伦理学理论研究；三是站在当代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用现代环境伦理学理论创造性地阐释与弘扬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使我国传统的生态智慧实现新的再生。

　　针对如何推进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李培超提出应抓住传统和现实两个环节，前者是要讲清楚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展开自然价值叙事，如何从伦理视角观照自然的；后者则是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必须基于中国国情，要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总之，不体现中华民族生态智慧和价值理念的环境伦理学是空泛的，不能成为推动现实环境问题解决的环境伦理学是抽象的，是很难在中国本土社会扎根的。”李培超说，当然，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建构绝非主张学术研究的封闭性，也绝非把人与自然关系窄化地理解、处理，而是主张以多样的价值视角来看待普遍性的问题。事实证明，今天全球化问题的应对都是要通过民族化的、多元参与的方式才能够得到落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