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和完善国家科技文物资源数据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袁靖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中科学性的全面提升，通过科技考古获取的包括动植物遗存、冶金遗存、陶瓷遗存和纺织物遗存等一大批可移动科技文物数量骤增。它们蕴含着古代中国各个地区、各个时段的人类基因、健康状况和疾病状况信息，动植物的种类、数量和基因信息，古代众多科技工艺流程信息等。放眼世界，鲜有国家拥有如此重要、珍贵、系统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但这批可移动科技文物尚未从国家层面进行统一管理，而是散布在各地教学研究机构，保存状况参差不齐。对考古遗址出土数量巨大、种类特殊的重要科技文物资源进行科学整合、安全保护、合理利用以及全面共享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其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翔实的科学资料有利于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状况、经济特征、文化传统和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是增强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是当前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借鉴实物。同时，在保护中国生物基因、古代发明创造专利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能够为相关学科研究中国各民族的源流和交融、古代人类体质健康状况、多种疾病的发展历史、动植物资源的谱系特色、人工栽培和驯养引发的基因变化、古代科技史发展、多种传统工艺传承等课题提供充分资料。同时，也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保障学术研究规范，有益于学科交流与合作，推动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

　　第三，对科学标本进行有效管理与保护，为科技成果示范与推广奠定重要基础。此外，还可以利用相关知识为公众教育服务，尤其是通过实物对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和科技创新教育。

　　为加强重要科技文物资源保护，建议相关主管部门进一步明确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制定建设和完善国家科技文物资源标本库和数据库的时间表；发挥相关研究单位的作用，委托有条件、有基础的高校、科研院所和文博单位负责具体建设人骨、动物、植物、冶金、陶瓷、纺织等相关科技文物资源的子标本库和子数据库；为以后建立网上博物馆奠定基础，细化分解工作内容，包括既往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基本框架的研讨与构建，术语或含义的规范，标准化建设、入库标本范围和标准的确定，标本的收集和分类，标本数据采集和归纳，实物标本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查询或检索系统的构建等各个方面；以“互联网+”为指导，以统一标准、统一规范系统整理科研标本的信息或数据，并实行计算机网络化管理，向国内相关科研院所、高校开放，也为国际交流合作提供技术平台。

　　（本报记者 毛莉/采访整理）

　　以经营城市理念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林勇

　　目前，我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采取发改委立项、财政拨款、银行融资及相关部门建设管理的模式，建设手段单一，投资来源不广。这种模式，一方面会导致社会资本虽有意向、有能力进入，但缺少准入和收益约定规则，参与投资建设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政府直接投资建设造成财政不堪重负。

　　建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树立“经营城市”的理念，以“财政引导，资本疏导，市场化筹资”为原则，加快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首先，完善社会资本准入规则。通过特许经营权、合理定价、财政补贴等事先公开的收益约定规则，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使投资者有长期稳定收益。其次，提升项目投资回报效益。通过建立合理的“使用者付费”机制等方式，增强吸引社会资本的能力。再次，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借鉴市场上成熟的融资租赁业务操作模式，结合项目特点设计相应的交易结构，鼓励社会资本与政府共同成立特殊目的公司合作建设、运营项目。最后，完善项目管理体制。考虑成立专门负责合作项目的管理机构，以便更好地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服务。

　　（本报记者 武勇/采访整理）

　　改革开放是理论创新的沃土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黄茂兴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40年来，在党和人民创造性伟大实践中，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40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与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社会的全面进步有机结合起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40年来，中国人民扎根中国的实践沃土，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创造性地回答时代和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不断进行理论思考，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并上升为系统性的理论纲领，为人类繁荣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陆航/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