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国家中心城市”提出以后，我国已确立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8个国家中心城市，它们不仅改变了我国城市的范畴体系和分类框架，也在深层次上重构着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思路和发展道路。

　　1月26日，在沪发布的《2017国家中心城市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止到2015年底，8市的人口规模在全国的占比为10.1%，经济总量占比为18.42%，城镇化率平均为77.97%，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9倍。国家中心城市在我国区域和城镇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已初步形成并仍在快速扩张。

　　“北上广”占据绝对优势

　　《报告》是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根据自主研发的国家中心城市综合评估指标框架体系，结合2015年的基本数据情况，对8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现状进行评估的成果。从国家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中心作用与战略影响3个一级指标，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城市发展中心、综合枢纽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家及区域战略、国际影响9个二级指标和32个三级指标出发，《报告》得出国家中心城市综合评估排名依次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武汉、成都和郑州。

　　《报告》认为，从整体发展水平看，“北上广”占据绝对优势，基本处于前三位置，只在“战略影响”一项，广州被重庆、天津挤出前三，列在第五位，这既说明国家中心城市的培养需要积累和积淀，也意味着在激烈的竞争中传统的城市化格局在出现新变化。重庆和天津作为“直辖市”位于第四和第五，反映出直辖市在政策资源上具有较大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一个城市在区位和空间上的劣势。武汉整体发展水平排在第六，在“综合实力”上紧随上海，排在第四位，超过天津和重庆；其“中心作用”排在第五，位于重庆、天津之间，说明武汉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的集聚力不断强化。成都和郑州分别位于第七和第八，成都在“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指数方面有优势。郑州在“人口发展”、“中心作用”指数方面有亮点，但整体来说是8个国家中心城市中最需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追赶者。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国家中心城市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的风向标和引领者，评估和研究8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现状、主要问题、对策路径，对国家中心城市明确定位、优化功能、提升质量、充分发挥其核心驱动引领作用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区域协调发展，被与会学者认为是未来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一大关键词。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此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分析国家中心城市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时，上海交通大学社会认知与行为科学研究院院长蒋宏表示，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正是通过协调与整合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和动力，解放新的生产力、开辟新的市场、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创造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带动全域性城市的协同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宁越敏也认为，国家中心城市与制造业城市有很大不同，制造业城市强调在某个行业领域具有优势，而国家中心城市更强调对区域的辐射、服务、带动和引领功能。每个中心城市都有相应的辐射区，中心城市对辐射区的发展可以起到极大带动作用。

　　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冯奎看来，未来一二十年，中国仍将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人口会不断向各类中心城市，尤其是向国家中心城市集聚，需要国家中心城市进一步发挥其辐射和带动作用，推动东西、城乡、中心城市和周围中小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

　　为更好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建议，应将西北和东北作为下一步规划国家中心城市的重点区域。目前，东北地区已有哈长城市群，加上“东北振兴战略”的需要，可以考虑设置一个国家中心城市作为振兴东北的新增长极。西北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依次分布着洛阳、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区域中心城市，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应考虑培育一到两个国家中心城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天津、上海、广州形成“对称之美”，使国家中心城市在空间和功能上更加均衡和优化。

　　实现高质量发展

　　与会学者呼吁，未来在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过程中，要高度警惕目前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万亿元GDP”标准一说。刘士林表示，要避免“以GDP论英雄”的“旧发展观”在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布局中卷土重来，应尽快确立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职能是承担国家战略使命和战略意图的标准，促进国家中心城市的健康培育和成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晓红表示，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从经济发展速度，转向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包容发展等发展质量问题。城市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要求城市圈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

　　蒋宏补充说，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覆盖经济、科教、文化等多领域的综合发展过程，不仅要创造符合区域经济阶段性发展特征的营商环境，还要关注公平正义，为“弱者”、为“细节”、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持续努力。

　　“要注重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培育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中心副主任高有鹏认为，城市文明不应局限于创造物质财富，还应培养人们获得幸福的能力。“礼失求诸野”，如何梳理和传承乡村文化资源，并将其转化运用于城市文化空间建设，是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