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重大理论实践问题——记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梅荣政

　　“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运用，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认识国际国内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并提出对策性建议。”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梅荣政对记者说。梅荣政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通过学术研究服务社会。多年来，他自觉关注国际、国内重大理论动向、社会思潮和现实问题，并将其作为研究的重要领域。

　　精读深思经典著作

　　梅荣政1941年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1965年，梅荣政从武汉大学政治系（后调整到哲学系）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一所中专学校做思想政治课教师，不久又到工厂锻炼。后来，由于梅荣政对教书的热衷，始终想要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于1976年申请调回武汉大学教书。

　　“如果没有遇见刘涤源先生，我也许永远只是一名‘教书匠’，是刘先生领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梅荣政对记者说，20世纪70年代末，他在资料室无意中读到刘涤源研读《资本论》时写下的长达八九万字的读书笔记。后来，在刘涤源先生的影响和指导下，梅荣政开始研究《资本论》中的辩证逻辑，特别是《资本论》中的科学抽象研究方法。

　　在梅荣政看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要通晓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思想内容，对某些具体问题有比较深入的把握。面对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古今中外的学术成果，他坚持精读深思经典著作。阅读时，他注意反复推敲著作本身的理论思路、篇章结构、历史背景、科学内涵，该著作与其他著作在理论、方法上的联系，以及它与当前社会现实的关系等，系统地把握著作的理论内容、精神实质和方法，打下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热点，也是梅荣政长期以来研究的重点之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按照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方面。实现这两个方面的连接并促成其前进的动力是与时俱进的实践和理论创新。”梅荣政表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过程应该包括五个环节，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方法）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实践化、实践形态的经验化、经验形态的理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这五个环节的统一和循环往复的上升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民族化、本土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梅荣政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历史层面上，一方面与时代特征相联系，另一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变革相联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要高度重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自身研究，但是不能局限于其逻辑演绎和历史发展，而应在近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汇和碰撞的广阔背景下，从中国一百年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变迁和它们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进行考察。

　　梅荣政一直倡导将历史、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研究，他长期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相关思考，2010年，梅荣政出版了专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该书获得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以及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

　　梅荣政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是一门历史科学，也是一门理论学科。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深入的要求和表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首先要深入研究和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有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特有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并以此为基础，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开拓、推进和发展的过程。同时，要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相关重要历史人物、事件，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是从世界历史总和中抽象出来的科学真理，是国际性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在各民族、各国家的运用和发展，是带有民族特色的。梅荣政表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研究，既要注意反映作为理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同时又要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的发展特色，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特点和历史趋势，充分反映在“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以展示马克思主义在直线与曲线的历史发展中，一般性与特殊性、本质的同一性与形态的多样性相统一的特色，展现中国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