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播学分支领域的发展传播学主要围绕大众传媒如何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展开研究。目前发展传播学有何新发展？其理论与实践研究又有哪些不足？带着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学者。

　　研究范式不断更新

　　伴随社会以及传媒技术的进步，发展传播学不断转型发展，先后出现了主导范式、依附理论、参与式、全球化范式、多元范式等研究范式。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发展传播学的研究范式处于一种被解构的状态。90年代以后，随着新媒体不断涌现，发展传播学研究讨论的焦点开始集中于新媒体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翼青说。

　　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韩鸿表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联合国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根据自身发展理念，提出了各自的发展传播口号：“促进发展的传播”与“促进社会变革的传播”。这两个口号成为21世纪发展传播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两大基本脉络。

　　韩鸿表示，这两个口号均关心文化传统，尊重地方知识以及决策者、专家和社区之间的对话。前者更注重操作化与工具性，较为关注社会营销、社会动员、娱乐教育等操作层面的策略；后者从更宏观的层面来关注传播如何促进社会变革。“目前，由于资助方和发展理念的关系，国际上小微的发展传播项目较多。”

　　多元范式日渐主流化

　　发展传播学发展至今，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不足。

　　在胡翼青看来，目前发展传播学研究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与预设；拂之不去的媒介中心主义观念。“西方是否就是各国发展的榜样？媒介是否能够完美地扮演现代化的推进器？这些观点都受到了质疑。”胡翼青说。

　　韩鸿称，在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中，以参与式传播理论为核心、融合各种传播策略的多元范式日渐主流化，但仍有不少质疑之声。首先，“参与”的实质是在多方倾听中求得决策的公正与科学。但在决定谁来参与、如何参与、多大程度上参与等问题上，项目的受益者仍然受制于项目决策者与推动者。其次，参与式传播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改变来解释发展的根本问题，其实践过程可能会遭遇阻力。再次，在实施过程中，“参与”缺乏一套有效的操作细则，加之过程成本较高，对于大规模、全国性的发展项目来说效益受限。此外，参与式传播对大众媒体的忽视也并不明智，因为对于娱乐、教育、社会营销等成功的发展传播策略而言，大众传媒仍是最有效的载体。

　　突破传统的现代化框架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异平认为，从目前的国内现状来看，媒体的发展传播实践比较繁盛，而学界仍然缺乏对发展传播学的系统研究。发展传播学要求的引导社会接受新的发展理念、消除发展障碍方面的传播范式和内容，与媒体的发展传播实践存在距离。在学术界，这些年对发展传播学的研究仅限于零散的推介性介绍，探索传媒如何引导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研究也是凤毛麟角。

　　胡翼青肯定了中国学界对发展传播学的贡献和价值，同时也表示中国本土化研究缺乏自我反思与批判的精神。在他看来，这种本土化研究不仅过于强调媒介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甚至有媒介决定论的嫌疑），而且充斥着东部西部、城市乡村、先进落后的机械二元划分。这种在理念层面的抄袭西方和在经验层面的本土取材，是中国发展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亟须反思的问题。

　　韩鸿认为，目前我国的发展传播学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在诸多不足。从理论研究看，发展传播学仍然固守传统的现代化框架，局限在以大众传媒为主体、以新闻传播为主要内容、以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为基本路径的框架内，缺乏对如何加强横向传播和互动的考虑。“发展传播学是以社会变迁为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其特点之一就在于研究与实践不可分。”韩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