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从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重要发展转型阶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设计成为驱动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因此，对中国设计学理论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是应有之义。

　　归回“考工学”本位精神

　　中国设计学理论既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逻辑范畴。作为历史范畴，其自身有着不断发展、选择、再发展、再选择的过程，涉及如何发展更好的问题。作为逻辑范畴，亦即理论构建的范畴，面临着如何进行理论构建的问题。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邹其昌表示，中国设计学理论包括两大理论形态：中华传统“考工学”理论形态和现代设计学理论形态。前者是中国设计学理论未来发展的本位精神或立足点。

　　在当前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像设计这样服务社会的应用艺术领域充满变数，其表征就是存在着诸多论争。对其进行梳理是当前设计学理论建设重要而紧迫的基础工作，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徐东树告诉记者。

　　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副教授潘天波认为，中国传统设计学是具有中国底蕴与中国特色的话语理论体系。但近现代以来，西方设计学的引进不但打乱了中国传统设计学的知识框架与方法论，还遮蔽了从《考工记》到《考工典》的中国设计学理论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更影响了中国设计学理论的发展走向及其当代传承与创新。伴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设计学理论的本位回归不仅是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迫切需要，更是主动适应国家文化发展顶层设计的迫切需求。

　　形成中国设计学的美学品格

　　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晓“学术中国”、“理论中国”与“文化中国”，更要让世界知晓“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潘天波表示，中国传统设计文化不仅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体，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可视、可感与可触的文化。从古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中国器物文化，已经昭示了中国传统设计独特的文化魅力。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超德表示，放眼世界，比较而言，我国的设计话语权、设计价值观、美学品格等是相对缺失的。但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设计工作者已经有了文化自觉，这为构建中国设计学的美学品格提供了基础。这种中国设计不仅要能够反映自身的、民族的文化立场、文化观念和内在的文化精神，还应契合设计潮流。

　　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陈岸瑛看来，与传承人进行平等合作、与传统工艺开展深入对话，不仅是中国当代艺术新的增长点，也是构建本土艺术知识体系的契机。借此重新反思传统工艺和中国式美术的关系，并以创新性的精神探索二者如何走入现代、融入当代生活。对此，中国当代艺术需要搭建新的知识基础、探寻新的发展逻辑。

　　加强理论构建的整体思考

　　对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设计学理论体系，邹其昌认为，我国虽未建立完整的设计理论，但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设计理念。应当把这些理念作为建构当代中国设计学理论的基础。这些理念包括：设计的功能观，注重实用功能，并强调教化、载道功能，如“物以载道”等；设计审美观，追求“虽由人造，宛如天开”的审美趣味；设计的哲学观，遵循朴素的自然观和世界观，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此外，尽管古代设计强调实用利人，但也不是完全意义上否定装饰的意义和作用，而是追求功能与装饰的统一。

　　潘天波表示，在整体理论构建方面，中国特色设计学理论体系应由“三个阶段”（时间）、“三个面向”（文化）、“三个系统”（理论）与“三个领域”（空间）等构成。“三个阶段”，即中国特色设计学理论的三个发展阶段：古典设计学阶段、工艺美术学阶段与现代设计学阶段；“三个面向”，即“考”（制度层面）、“工”（工匠层面）与“器”（器物层面）；“三个系统”，即“本体与概念系统”、“命题与范畴系统”与“批评与方法系统”；“三个领域”，即宫廷的设计理论、士大夫的设计理论与民间的设计理论。这些都是构建中国特色设计学理论体系所要思考的问题。

　　在李超德看来，今天的中国设计，应当摒弃徒有虚名的表象，努力提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内在文化品格，只有这样才能使设计和现代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设计理论研究者应当珍视五千年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强大的文化基因，更多地将研究重心从西方转向我们自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