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类学研究在中国已有30年的发展历程，其对人文学科研究范式和观念的革新促进作用日益凸显。4月14—16日，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七届学术年会在上海召开。围绕“重述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新话语”这一主题，与会学者认为，“重述”与“新话语”并非平地而起，而是对中国文学人类学30年实践与理论的回应、推进、提炼和再建构。在弘扬中国文化和呼唤中国话语的新时代背景下，“重述”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

　　构建本土方法论体系

　　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叶舒宪表示，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优势十分明显，中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并积极运用这些理论阐释和研究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现象。目前，已有“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文学人类学论丛”、“神话历史丛书”、“中国民族文化走廊丛书”、“文化遗产学知识读本系列丛书”、“文明起源的神话学研究丛书”等成果推出。

　　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大学教授徐新建认为，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文学人类学，今天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话语，凝聚了新的学术认同。学者认为，“重述”不仅是文学人类学的新话题，也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新话题，其潜在的对话对象为已有的“中国表述”和“表述中国”。他们期待在此基础上逐步建构本土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体系。

　　关注多样的文学表述模式

　　回顾文学人类学在改革开放语境中发生、发展的历程，“中国话语”的目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四重证据法和文化符号编码论成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中特有的内容。

　　中国是典型的多民族国家，除了汉语书写文学之外，诸多民族文学大都不依赖文字，而是通过口耳相传和仪式展演传承至今，这提供了另一种文学表述的模式。叶舒宪表示，四重证据法，对国学研究视野的扩展、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深度把握，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所谓四重证据法，就是对传世文献、出土文字、口传与非遗的活态文化、实物和图像等进行间性互补、互相参照，发挥互证与辨伪功能，为“重述”中国提供一种多视角的立体性证据链和文化文本。

　　在徐新建看来，文学的语义变化实际就是话语的不断建构，作为名词和学科的“文学人类学”已经成为国内有关文学的新表述和新话语。文学是人类通过多种符码建立的表述系统，具有知识、情感和意义的多重指向，兼容着教育、艺术、政治等实践功能。只要这种编码的表述系统继续存在，人类文学就能持续，并在物种基因与历史语境的交往作用中长久相传。

　　学者认为，在全球世界体系重建、民族国家激烈竞争的当今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不仅关乎国内多民族和谐共生、文化共荣的现实，也关乎中国国际形象的构建。 

　　吸纳不同学科的互动

　　与会学者探讨交流的内容，呈现出文学人类学30年来跨学科实践带来的学术创新点，以及这些创新如何引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徐新建表示，文学人类学这个年轻的学科仍需重新上路，积极面对新的现实和新的问题，不能陷入自我重复。他呼吁不同学科加入这种“新的结构”的对话和互动。

　　深度阐发华夏文明起源、发展与多元一体的进程，是文学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在追问人类来源和文明起源惯用的文化和考古方法之外，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分子人类学实验室教授李辉运用基因谱系“重述”中国文明起源，成为文学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新面孔和新声音。他用来自考古和实验室的“基因叙事”，描述中国文明起源和中华民族同根一体的故事。他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多学科交叉研究与多重证据“珠联璧合”式的跨学科研究模式中，能找到更多元的路径范式与更广阔的前景。

　　徐新建表示，希望未来有更多的青年学者加入文学人类学的研究队伍。在致力于共同话语内部统一的同时，相关研究也要使学术多样性得到更好涵容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