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对生态问题开展“文化追问”——生态人类学智力支持生态文明建设

　　近年来，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生态人类学从人类学视角研究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为思考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了另一种路径。在受访学者看来，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这需要生态人类学从理论与实践的维度去开展系统研究。

　　构筑生态安全的文化基础

　　20世纪60年代，随着人类生存环境问题的显现，生态人类学应运而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祁进玉介绍道，一般认为生态人类学的诞生以美国人类学家韦达和拉帕波特首次提出“生态人类学”一词为标志。

　　生态人类学重视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在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罗康隆看来，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情景下，生态人类学需要把研究对象或问题放到多样文化背景下来探讨和分析，同时还要关注文化在多样文化背景下的再生产过程，以及多样文化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互动。

　　生态人类学要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智慧。罗康隆表示，首先，面对外来物种入侵，生态人类学理应寻求遏制生物污染的文化路径。生物污染防治决策可以借鉴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界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活理念和规范，缓解生物污染的压力，进而从根本上控制生物污染的危害。其次，面对生态灾变问题，生态人类学需要探寻构筑生态安全的文化基础。要探求最佳的生态修复和维护对策，就需要在对本土生态知识发掘、推广和利用的基础上，通过文化嫁接和文化重构的手段去构筑生态安全屏障，实现人类的生态安全。

　　整理地方性传统生态知识

　　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虽然起步晚，但近年来学科研究发展迅速，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祁进玉表示，虽然成果丰硕，但目前生态人类学研究在我国发展还有待深入，在学科规范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应在借鉴国外生态人类学理论成果和深入开展本土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态人类学理论框架。

　　“结合现实与理论建构的需要，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目前的研究和实践应注重地方性传统生态知识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在罗康隆看来，我国地理结构错综复杂、生态类型多种多样、各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丰富多彩、民族和地域文化多样共存，边疆民族地区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生态屏障、最重要的生物基因库，同时也是各民族在历史上营造出的最复杂多样的人文景观大舞台。然而，各民族的传统生态知识正处于濒危境况，急需加以发掘与整理研究。

　　在生态人类学的本地化研究方面，云南大学教授尹绍亭的《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种志》《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等著作对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颇有影响。在他看来，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众多西南少数民族就是通过他们所经营的刀耕火种农业系统，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在主动调适其生存环境后获得延续发展。

　　此外，罗康隆表示，生态人类学研究还需探索以下问题。第一，生态灾变救治与生态建设研究。面对生态灾变频发，沙尘暴、雾霾、沙漠化、石漠化等仍然需要“文化追问”，实现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最终实现人类的永续发展。第二，生态扶贫与生态产业研究。当前我国推行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耕还湖、生态移民等一系列建设工程，旨在将生态产业与脱贫致富联系起来，造福民众。但如何推进，需要生态人类学为这些“建设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加强学科融合与跨文化研究

　　未来应如何推进生态人类学研究？“多学科融合与跨文化视野是必须的。这也是生态人类学的生命与魅力所在。”罗康隆表示，生态人类学以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对涉及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应在跨学科视野中进行深入研究。

　　“生态人类学研究必须回应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需要，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在祁进玉看来，在今后的生态人类学相关研究中，应当摒弃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重视我国多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特点，充分关注我国民族文化与其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文化适应性，以当地民族主体性为出发点，探讨生态、经济与文化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应成为今后我国生态人类学发展的趋势。

　　罗康隆表示，当代中国生态人类学的首要任务是学科建设、知识累积和理论建构；其次是要形成学科研究团队，统一布局、统筹资源，把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把个人发展和团队建设统一起来，把团队建设与学科建设结合起来，使学者的成长有团队的依靠，这是中国生态人类学发展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