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发展以及信息化、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协商在农村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近日，本报记者就农村协商治理方面的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为农业现代化打下治理基础

　　农村协商治理的目标是从治理机制层面破解“三农”现实难题。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袁方成表示，现阶段，“三农”问题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阶段的现实短板，也是协商治理实践的重要场域。协商的主要内容，围绕农民增收、农业进步和农村发展最现实、最紧迫的事项展开。具体包括构建多样化、多维度的农业服务主体，打造高水平、高素质的农技推广队伍，拓展多样化、多层化农村融资渠道，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等议题。

　　农村协商治理可为农业现代化打下牢固的治理基础。袁方成表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而农村协商治理作为全新的治理思维、手段以及模式，体现了整体视野下的治理布局。在协商治理机制下，面对诸如部分地区农村贫困、农业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农民有意愿、有渠道、有权利发声，主动性和创造性均得到激发，这也为政府政策落地减少了阻力。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谭表示，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是在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结合长期实践经验并推广而渐趋成型的善治范式，它开辟出一条良性互动、各得其所的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

　　重视多个利益主体的需求与作用

　　农村协商治理需要多个利益主体的沟通交流、聚焦谋划与共同建设。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董江爱表示，从实际需求来看，协商主体包括村民、村委会、企业、乡镇政府等。在许多涉及村民利益、村集体利益的事情中，协商治理发挥的作用很大，不仅受村民欢迎，还会以较低成本取得较好收益。在董江爱看来，在这其中，应当特别注重发挥各自优势，凝聚力量，提升农村治理水平，增进农民利益。

　　在农村协商治理中，骨干人员的示范带动作用十分明显。袁方成表示，要将年轻骨干吸纳到协商治理的程序中来，推动村庄治理结构创新，培育村民的公共意识与集体意识，实现村民从“站着看”到“一起干”的身份转变。要用好乡村“五老”（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复员退伍军人、老模范）这支重要力量，打通渠道，建设平台，为这批人提供更多为乡村治理奉献的机会。

　　善于把农村党建工作与协商治理相结合，利用农村传统力量改进治理方式也是一个重点。宗族曾是传统农村社会的重要力量，在农村党建工作不断规范化、科学化条件下，也可以引导传统因素为现代农村治理服务。袁方成向记者介绍了他在调研时的观察结论，他说：“有一个宗族观念较强的乡，以‘党建引领·活力村庄’为主题，以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和首创精神为基础，对主要由宗族成员组成的村庄理事会进行再造，将其打造为农村基层党建的新载体。这一载体通过发挥服务党建、助力发展、村庄整治、调解维权、科技服务、文明创建等职能，与村民共同探讨村庄建设和治理重点，在当地反响良好。”他表示，宗族力量的巧用，不仅充实了农村基层服务和治理力量，而且便于他们利用其社会关系，为村庄筹集资金、引进项目。更为重要的是，将优秀理事会长和成员吸纳为党员，夯实了党在农村地区的执政基础。

　　健全协商治理具体规范

　　以协商助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要充分发挥制度的引领作用。袁方成建议，一方面，以现有中央、地方文件为基础，细化村庄协商制度与方案，发挥制度在规范协商内容、主体、流程等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有效挖掘村庄的非正式制度和地方性知识，对协商主体进行软约束。通过硬制度与软约束，不断健全协商治理的具体规范。

　　袁方成表示，如今，互联网已进入千家万户，微信、QQ已在村民中广泛使用。因此，在协商治理的探索中，可以以“互联网+”为途径，发挥网络技术在达成一致意见和引导村民参与治理过程中的积极性。事实上，一些地区对农村干部进行了互联网技术的培训，效果很好，受培训的干部基本能够熟练使用这一方法引导村民进行民主治理。

　　陈潭表示，农村协商治理不是简单的利益再分配，而要因地制宜、分类处理，实现善治。目前，农村基层协商治理发展态势良好，契合农村发展需求，但要使协商治理更具充分性、广泛性、实效性，还需进一步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推进理性参与，合理配置资源，优化运作机制，加紧配套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