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旨在考察中国近代城市化轨迹，揭示中国社会的近代变迁。几十年间，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吸引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建筑学、地理学等多学科视角的关注，其研究成果在探寻具有中国特色城市发展模式的今天，也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理清城市化进程脉络
“18世纪中叶发源于欧洲的近代工业化要求生产、人力、资源、市场综合效益集约化而形成人类居住方式聚集化及规模化，由此形成的城市化现象伴随资本主义工业化浪潮而扩及世界各地，又因各国各地实际情况的差异而有着各自不同的路径和样貌，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该国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长莉如此介绍城市化产生背景。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蕴茜提出，近代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的巨变，城市也随之转型，并引发社会结构的变化。李长莉回顾说，理清一百多年来城市化进程的脉络和曲折，剖析历史遗留的问题与难点，在此基础上运用当代知识与智慧探索适合国情的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的价值和目的。
“中国近代城市化既传承了传统中国城市发展内在动力和网络体系，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和影响，更有中国近代自主工业化的努力，在种种合力作用下的中国城市形成了自身独特路径。”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任吉东看来，中国近代城市化是在复杂的近代化背景下形成的，从城市化来观察近代化的进程，近代化研究有了更接地气的“切入点”，也更有针对性和典型性。
“城市群史”将成新学术增长点
“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是从单体城市研究开始起步的，其代表性著作有《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重庆城市史》《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武汉城市史》。”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教授何一民告诉记者，此后学界研究视野不断拓展，出现近代区域城市史研究、近代城市整体研究、城市经济与城市发展动力研究、市政建设与城市管理研究等。
“最初的综合性通史著作集中于个别城市化起步较早的城市。”李长莉告诉记者，近十余年来伴随中国城市化改革进程的加速，近代城市史论著数量也显著增多，覆盖城市数量增多，新领域、新论题不断开拓。研究领域从综合史向专题史、从政治史和经济史向生活史和市政史扩展；研究对象从沿海通商城市向内地城市、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镇）扩展；研究视角从偏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分领域综合史视角，向城市空间、民众社会、结构关系、社会问题、微观剖析等深层扩展。
新兴研究领域也是产生和实践新理论、新方法的试验田。任吉东告诉记者，研究者曾因不同的研究视角而产生不同的研究学派，较具代表性的有“社会学派”，提倡城市史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城市社会和经济上，探讨近代城市社会的演进、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而“结构—功能学派”则提倡城市史研究要着重探讨城市结构、功能由简单初级形式向复杂高级形式演变的一般规律和特殊发展规律；“综合分析学派”主张对城市史应该将城市看作综合的实体，全面把握、综合研究。
紧贴中国城市化改革的现实需求是近代城市史研究最显著的趋势。据李长莉观察，城市生活史、城市治理是当前的研究热点。近年国家开展京津冀一体化的城市群发展战略，有关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史的研究成果也会陆续出现。“随着‘城市群’战略的进展，‘城市群史’也会是一个新学术增长点。”李长莉预测。
建立本土城市化理论
伴随中国城市化改革进程，中国城市史展现其蓬勃的学术生命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然而，就目前中国近代城市史的总体研究局面来看，出现的不足与瓶颈也在凸显。
在谈到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时，任吉东认为，研究中仍然存在“东多西少”和“抓大放小”的失衡现象。“相对发达的沿海和沿江地区研究成果较多，而内陆和边疆省份研究相对薄弱。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大中城市，而中国各地差异巨大的大多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研究还处于薄弱或空白状态。”
这一研究偏颇由来已久，李长莉分析说，以城市化的高点来选点，易使我们忽略中国城市化发展不平衡的实际状况，进而影响我们对中国城市化的总体判断。从研究视野来看，学界偏于城市个案研究，而缺乏对于全国城市化分类型、分层次研究，缺乏对不同类型城市化相互比较和结构关系的研究；偏于对城市化某一因素的单向度专题研究，而对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和综合关系研究不够，使得城市化面貌呈现片面化。
此外，在运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单一化局限性。任吉东提出，目前在研究中运用历史方法的成果较多，而交叉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的成果尚不多见，特别是对新文化史、网络分析、大数据方法的利用和借鉴还十分欠缺。尤其缺少对通史的融会贯通和缺乏能够统领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城市发展的比较和总括性研究。
尤受受访学者所指摘的是，学界有一些运用西方社会理论进行中国城市化研究的成果比较肤浅、隔膜、生硬，与中国城市化实际状况缺乏契合。“中国近代城市史应扎根现实需求的土壤，基于中国城市化历史和实践，探索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内在机制与特色，以求建立中国本土城市化理论。”李长莉等学者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