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G20杭州峰会中国作为主办方主持起草《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并通过，到11月在乌镇举行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启“数字经济论坛——中外政企对话”，“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动态的热门话题。数字经济将为正在步入经济转型升级的中国带来怎样的发展红利？本报记者采访了经济学领域的学者。

　　经历爆炸式增长

　　“从2005—2015年的十年时间，互联网用户增加两倍多：2005年是10亿用户，2015年底估计达到32亿用户。”这是今年二月，世界银行在以“数字红利”为主题的《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披露的一组数据。按照《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王裕国介绍说，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带来整个经济环境、经济活动及人类生活方式的大变革，催生出数字经济形态，由此标志着人类进入数字经济或者说是大数据时代。

　　技术对于数字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毋庸置疑。不过山东省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启航认为，贸易与分工的全球化、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传统社会与生活方式的改变等一系列“需求侧”拉动，激发了数字经济领域的巨大创新和爆炸式增长。“换言之，数字经济的发展，来源于社会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客观要求，来源于民众与企业的客观需要。”

　　收获数字红利

　　“数字经济将为生产力的进一步扩张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更经济的交易成本。”李启航表示，数字经济最突出的特点是整个经济社会关系网络的转变。数字经济体现出基于技术（信用机制、身份屏蔽与特征透明等等）的开放、共享、信任，这与传统经济中主体受制于亲缘地理、族群和地域的情况有本质的区别。

　　《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将数字经济中收获数字红利的机制概括为：促进信息包容、提高交易效率、推动模式创新。正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所理解的那样，数字经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公开市场，更容易形成竞争机制，从而倒逼各类创新，包括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产生一系列技术红利、效率红利、创新红利，又进一步引发更加激烈的竞争，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形成有效市场、激烈竞争、源源不断创新的良性循环。

　　从数字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来看，南开大学教授盛斌认为，数字经济将有效促进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加快世界经济的复苏步伐；对行业的产出和消费者福利水平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效用，将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将对就业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并化解中小企业在传统贸易中的竞争劣势和区位劣势，随着中小企业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最大受益者，其对全球就业的正向促进作用也将进一步扩大。

　　胡鞍钢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数字经济可以跨越空间距离，整合生产商、供应商和消费者，加速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平台的网络化、规模化以及外溢效应。

　　受访学者认为，数字经济正在为步入经济转型升级的中国注入增长新动能。胡鞍钢预测，中国可从数字经济中获取三大红利。其一，经济增长红利。数字经济通过连接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拉动最终消费，扩大贸易范围。其二，就业创造红利。数字经济通过连接民众，提供弹性工作时间，促进创业和个体经营，创造大量直接和间接的工作机会。其三，政府服务红利。数字经济通过连接政府，引发电子政务的迅速扩散，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的同时，应该看到数字经济所诱发的风险，以及在全球化贸易环境下迎接数字经济所面临的挑战。“比如大型互联网企业趋于垄断、加剧弱势群体的不平等、形成政府部门间‘信息孤岛’等。”胡鞍钢提出。

　　此外，盛斌发现，在全球贸易视野下，数字经济面临不同国家、不同企业间在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接入水平上差异巨大，数据跨境自由流动难以实现，不同国家与行业间在数字隐私与保护标准上难以达成共识，在数字合同、消费者权利保护等规制领域的合作不足等难题。

　　“尽管如此，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国际竞争压力的倒逼、技术水平的强力支撑，以及新生一代消费网络外部性的循环累积作用，都意味着发展数字经济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李启航提出。

　　盛斌认为，目前数字贸易还处于数字经济时代的早期阶段，未来需要制定多边数字贸易新规则，扩大和深化各国在规制领域的进一步合作，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的能力建设和支持力度。

　　进入21世纪，中国积极参与了数字革命，并很快成为主要推动者。胡鞍钢认为，中国的数字普及成为创造数字经济的数字基础，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数字普及之国、数字经济之国。G20杭州峰会见证了中国将引领世界数字经济，成为全球“数字革命”的重要创新者、引领者。胡鞍钢提出，对于中国来说，未来10年仍然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是中国利用数字经济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推进产业结构新调整的战略机遇期。“因此需为发展数字经济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创新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创新政策、绿色政策和开放政策，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支撑，更具针对性、指导性、可操作性的数字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