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易翠兰于当日0时56分离世，享年93岁。面对逝者，除了表达哀思之外，与之相关的口述历史项目也引起关注。那么，在灾难记忆口述历史研究史料的收集中，如何做到既保护受害者的心理，又可以获取更为真实的史料？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口述史并非是简单复原访谈史料

　　提及口述史，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访谈，但访谈并不等同于口述史。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宇英表示，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口述史是研究者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研究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简单复原。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青年学者武黎嵩正在主持“最后的证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历史项目”。他表示，口述文献的后期整理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逐字记录的文稿—初步整理的自传稿—经过考异、且有文献参证的口述史料。口述史料是讲述人和记录整理人在共同制作一份历史文献，简而言之，口述历史是对个人记忆进行历史文献化的过程。

　　“如果对口述者的讲述不加研究、查核地记录下来，只能算是最初胚的访谈资料，不能称作是口述史。口述史的根本在于专业加工，这就要求主持者、参与者要用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料相印证，不断进行再证明、再研究。”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说，在灾难性历史事件中，受害者多为普通人，在历史文献中少有他们的记载，因此，口述史调查非常重要，这有助于重建相关历史事实。

　　“对于灾难性历史事件而言，口述史有别于理论分析和带有怀疑性的揣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的真相。”从事七三一部队口述史料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哈尔滨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杨彦君表示，亲历者的角色无法替换，其讲述是口述史料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学者来讲，当事人记忆性的误差和所持有的立场，虽非绝对客观，但仍极具价值，学者在口述史料收集的过程中要慎重考量。

　　降低追忆过往对幸存者造成的伤害

　　记者了解到，截至12月21日，目前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104位；“慰安妇”幸存者登记在册的人数也从21世纪初的100余人到如今的20人。学者表示，开展灾难记忆口述历史研究项目已经十分迫切。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口述史料收集过程中降低追忆过往对幸存者所造成的伤害成为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

　　杨彦君表示，访谈不能触及被访者的自尊。事实上，从事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慰安妇”幸存者口述史工作的研究人员在相关采访中，已经在尽量避免这一伤害。苏智良告诉记者，在采访前，他们会充分做好案头工作，一般的问题通过案头工作来了解，必须要受害老人口述的问题，再请老人自己去讲述；在采访开始时，他们会向老人承诺对口述内容进行保密，仅做史料留存和研究使用；在采访中，他们十分注意访问环境的情况，比如说到性伤害的事情，尽量引开异性及老人的亲人，尽可能减少老人讲述的压力。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历史项目的十个工作小组中，九位组长都是女大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考虑到女性的沟通方式更加温婉、细腻，更容易被老人所接受；在采访之前，也会对访谈者进行培训，提醒他们注意避免老人情绪过于波动，并教授他们专业的访谈技巧，如及时转移话题等。”武黎嵩说。

　　对于“慰安妇”幸存者的口述历史工作，需要耐心、细心。“今年10月底，我们在浙江金华找到一位91岁的‘慰安妇’幸存者。为了开展这一口述历史工作，一位女记者做了三年的工作。”苏智良建议，针对具体的口述历史访谈而言，要做好准备，关注细节，不要目的性太强，要客观地、中性地对待受访者，让他自然而然讲述当年的事实。否则可能会使访谈看起来很有效果，但得到的史料却未必都是真实的。他强调，在采访中也要留心旁证者的信息，并在采访后及时取证，尽快将这一历史事实证实下来。

　　关注历史对个体命运的影响

　　目前我国对口述史料收集的方法并没有达成共识。苏智良告诉记者，有很多学者从理性的角度思考如何推进口述历史研究，包括口述历史应该使用哪些方法、注意哪些问题，尝试着将操作步骤升华到理性的、规范性的程序，但最终没有达成共识。尽管如此，口述史研究也越来越规范了。

　　未来，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升灾难记忆口述史料收集的专业水平？武黎嵩告诉记者，从惯例来看，口述史的采访者和受访人应该具备比较熟悉的私人关系、甚至应该是彼此了解和信任的。所以最合适的访问人应当是受访者的亲朋好友或该领域的专家，这样更容易被受访者接受和信任，在具体访谈过程中，问题的设计、口述内容的引导也才能有一定的深度和灵活性，从而更好地进行对话。

　　受访学者认为，就口述史研究而言，灾难性历史事件口述史调查不应过度聚焦在受到伤害的那些历史片段，应更多探究历史对他们的人生、命运和家族产生的影响。苏智良强调，口述历史的受访者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人，他首先是一个人。在口述史料收集的过程中，应去关心他、了解他，去感受这些历史事件给他带来的影响。

　　“我们目前就是这样实践的。”武黎嵩认为，南京大屠杀对于受害人命运和心理的影响是一生的。关切普通人的命运，不仅应是灾难性历史事件口述历史的要点，也当是日常的社会史学研究应有之义。

　　杨彦君则表示，历史对于个体命运的影响更值得研究，如基于时代和历史背景下的家族命运、个体抗争、悲惨记忆。灾难性历史事件口述史研究不宜停留在罪证揭露的基本层面，应分析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趋向和今天人们的看法与作为。

　　在采访中，武黎嵩还提到一个必须注意的要点，在灾难性历史事件口述史调查中，访谈者的心理健康也不容忽视。“南京大屠杀虽已过去79年，但由于其反映的不仅仅是日军的残暴，还有人性在灾难面前的复杂和脆弱，幸存者的再次讲述不仅会对其本人造成影响，还会对访谈者造成心灵的冲击，所以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们也会时刻关注访谈者的心理状况，并及时采取一些心理干预措施。”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