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当前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之一，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上，其形成、发展均具有高度复杂性。因此，推动多学科多领域跨界协同，开展系统性理论研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并在全社会广泛推进实施显得十分必要。

　　12月10—11日，由南京工业大学承办的“2016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环境论坛”在南京举行，来自国内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数十位专家学者与会，聚焦灰霾、气候变化等议题。

　　形势演变不容乐观

　　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路线图”，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纽约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到《巴黎协定》，近些年来，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广受重视，世界各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谋求改善与解决，但由于问题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且在不断演变，人类努力的成效似乎并不显著。

　　“无论就空间还是时间维度而言，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至少与20世纪70年代初相比，人类社会很难说在整体上生活在一个更安全、舒适与可持续的生态环境之中，而且，环境问题正日益明显地呈现为一种跨国的全球性问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郇庆治说。

　　“当前，由颗粒物导致的大气污染问题显现出典型的复合型环境问题特征。”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明远认为，包括灰霾天气在内的复合型大气污染成因复杂、影响广泛，但由于污染源较多，往往难以确定具体责任主体，其后果也不好评估。

　　与会学者表示，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成因相当复杂，涉及自然和人为多重因素，其治理和解决亦需要综合考量、抓住关键。

　　人类活动不可忽视

　　“传统的工业化大气污染是由大规模工业生产活动所导致的，成因单一；现在的复合型大气污染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共同作用的产物，既涉及工业生产活动，也涉及消费活动，还涉及城市布局、城市规划、能源、建筑、交通等多个方面，成因复杂。”王明远提出。

　　“形成灰霾天气，大气污染物的源排放是内因，气象条件是外因。”据暨南大学质谱仪器与大气环境研究所教授吴兑分析，形成灰霾天气的大气气溶胶来源于自然排放和人类活动的排放。在一段时期内，无论是自然排放和人类活动排放的气溶胶粒子的总量是大致稳定的，气象条件就成为“灰霾天气”或者“蓝天白云”的控制因素。

　　作为一个客观过程，气候变化可以由自然因素引起，也可以由人类活动引起。自然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往往是缓慢的、周期性的，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往往是急剧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3年的评估报告显示：人类活动极可能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大部分地表平均气温升高。”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曲建升表示。

　　由于气候变化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具有高度复杂性，涉及社会、能源、经济、环境所组成的复杂系统，且未来预期影响仍日益严峻，其解决就需要科学研究与政府政策、社会行动等有效衔接，跨界协同分析问题产生的关键因素并提出最佳解决方案。

　　预判未来演化方向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协同合作首先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跨界”。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艾丽坤看来，地球系统的复杂性、时间和空间尺度差异、科学研究的多学科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人类的伦理价值观等诸多因素的复合，使全球环境变化研究需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协同。

　　“以往以科学家为主的研究，在政策制定推行等方面就展现出了一定不足。”曲建升说。

　　“需要让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理解对方的语言和成果；让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理解科学的语言和知识。”艾丽坤建议，应推动建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协同研究平台，针对热点敏感话题开展案例合作研究，重视跨学科人才培养，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协同的方法与理论。以科学为政策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理念推动科学家与利益相关者建立相互信任的长期合作，在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度建设等方面开展协同设计、协同实施、协同推广。

　　“从纯粹自然科学的视角来说，绝大部分生态环境问题，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或争议性。人文社会科学的思考，可以建立在一种更宏观与宽泛的科学背景之上。”郇庆治表示，当前国际化的学术与信息交流语境，已经为包括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研究与学科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魁看来，气候变化对于人类及其社会系统来说是一个外在环境变化因素，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不是一个被动的适应或预防系统，而是具有一定自主适应、系统层级涌现、自主结构优化功能的系统。在应对气候变化时，要研究与预判未来的演化方向，以便适应社会系统的结构变化；综合考虑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从根本上调整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与价值观念，以适应新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