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在近代史研究中长年耕耘，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史、资产阶级与商会史、早期现代化（或称近代化）史、教会大学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等领域付出更多，取得了不少成果。

　　在解放区与史学结下不解之缘

　　章开沅祖籍浙江吴兴，抗战胜利后，他考入金陵大学历史系学习。由于之前曾颠沛流离、到处漂泊，章开沅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读书机会，认真学习历史系基本课程。此外，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等课程他也学得有滋有味。

　　1948年冬天，章开沅来到解放区，并开始担任中原大学革命史教员。“因为我原来是学历史的，就被分到了中国革命史组，后来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章开沅说。从此，他与历史专业结下不解之缘。“我跟史学的关系好像是包办婚姻，虽然有点误打误撞，但结果不错。”

　　章开沅常对人说，是革命为他选择了职业。他是在担任历史教师以后，才逐渐增长了对史学研究的兴趣。

　　推动南京大屠杀课题研究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章开沅涉猎的领域较多。“我的多个治学领域看似互不相干，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的。”章开沅表示，比如以辛亥革命史为起点，可以拓展到资产阶级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其解决的问题基本相同，只是分析角度有了变化。

　　1987年，章开沅借参加国际会议之机，来到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阅资料，意外发现了他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贝德士生前所保存的1000余卷文献。让章开沅更为惊讶的是该文献保留了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原始资料。1991年7月至1992年3月，受鲁斯基金资助，章开沅再度前往耶鲁大学神学院，潜心阅读“贝德士文献”，并从中整理、复印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1000余页。根据这些资料，章开沅先后编著了三本著作。

　　其中，《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以大量第一手史料，详尽地揭露了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南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采用了大量历史档案，充分发挥了让史料自证以确立史实的作用。《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则由点及面，将“贝德士文献”和当时留在南京的9位传教士、1位在南京大屠杀之后到南京的传教士，共10人的原始资料加以整理、考证、编译成册。章开沅这三部著作的出版，为南京大屠杀历史新添铁证，极大地推动了南京大屠杀课题的研究。

　　提倡宏大的历史视野

　　章开沅提出，史学工作者做研究的态度应当是关心社会、参与历史。史学家应该起到桥梁作用，负责连接历史、现实以及未来，并在对过去的研究和现实的需要之间适当地找到一种契合点。

　　章开沅及其学生探索如何使史学和社会改革的潮流、新时代精神以及科学技术发展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以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如何使研究体制、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适应新时代要求；如何引进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各领域的新成就，从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美学、经济学、军事学等不同角度来研究历史。

　　“历史学家肩负重任，应心系国家、社会乃至人类的前途命运，在重大历史问题上，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章开沅认为，特别是当前整个人类共同关切的一些重大问题，如环境、能源、污染、犯罪、道德，以及和平、战争等问题，史学家应该有自己的声音。

　　他还主张史学研究要“走进历史、理解历史”，“关心历史、参与历史”，“尊重历史、超越历史”，强调治史者的“史德”、“史感”、“通识”与“圆融”，提倡宏大的历史视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