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国家治理需求与政治文明的进步，需要发展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此同时，这种需求与进步也内在地推动着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研究现状如何？面临着哪些问题？今后如何取得进一步发展？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政治传播研究存在两种视角

　　受访学者表示，政治传播研究在核心概念、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争议。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郭小安认为，虽然近年来政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研究视域不断扩展，学科边界也不断被打破，但就总体而言，政治传播仍分属于政治学和传播学两个独立的学科，其研究过程也存在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思维范式：一是基于政治学视角的政治传播研究；二是基于传播学视角的政治传播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荆学民认为，政治传播研究的繁荣，并不能表明政治传播学的成熟，更不能成为确定政治传播学形成的标志。他表示，政治传播内涵的特殊性，使得对其的研究过程，要么被规限于政治学，要么被规限于传播学。另外，通过政治传播本身的研究要形成成熟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研究范式、基本原理、基本规律、普遍结论等，但这些目标至今尚未达成。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张莉认为，近几年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主要在于全球化对政治传播的影响、新媒介环境中政治传播的发展等。做好政治传播研究，需要深入了解政治传播的主体、客体和传播媒介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三者发生交互关系的政治体制和媒介体系。

　　不能脱离中国特色政治文明

　　“研究中国政治传播理论首先必须深刻了解、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政治文明。”荆学民表示，脱离中国特色政治文明这个基础，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就是徒有形式的空中楼阁。

　　“把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领导中华民族复兴所创造的伟大政治文明，对内传向普通的老百姓、对外传向全世界。”荆学民认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的边界就是，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谈论中国的政治传播；不能离开政治宣传的历史和现实谈论政治传播；不能摆脱政治宣传基本要素的相互关系塑造政治传播的过程和框架。超出这种边界，便不是对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研究。

　　有效进入国际政治和传播体系

　　政治传播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荆学民认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当前要从立足于中国经验的“中国梦”中精准提炼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内在价值；同时把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一带一路”的内在价值落实到中国经验上来。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故事，有效地“编织”进国际政治体系和传播体系进而和平相处，是一个严肃的跨文化传播命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姜军认为，在目前的世界传媒秩序和国际传播格局下，以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和方法来讲述中国故事，需要在话语方式和认知、阐释、传播框架方面进行跨文化沟通。而实现对话，要从传播技术前沿的争论深入到思想和哲学基础的建构。在积极客观的学理认知下，做到从思想、理论到实践的相互“观照”，从而进行基于中国本土政治和传播实践的思想和哲学建构，实现本土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创造。

　　张莉认为，用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讲好中国故事，将中国政治文明“织入”世界文明体系，需要将政治传播理论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传播理论，但也要了解国际受众对政治信息传播的接受偏好，用目标受众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讲述中国故事。

　　郭小安认为，讲好中国故事，要善于利用各种新媒体技术，如微博、微信、APP、微视频、微电影等，尝试把严肃的政治信息以生动、活泼的方式表达出来，增强内容的可读性。同时要重视图像、符号的视觉传播功能，将中国故事符号化、图像化，增加传播的感染力和渗透力。此外，还要凝练中国文化的特色，增强辨识度和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