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林业大学教师施兵在一些大学英语教材中挑出大量错误，并撰写了近30页的《大学英语教材质量分析报告》提交教育部一事引发社会关注。本应代表学科知识传授权威的大学教材为何错误频发？乱象背后隐藏了何种利益链？如何规范教材编写出版机制？本报记者就此对出版界、学术界相关人士进行了广泛采访。

　　教材出错误人子弟

　　施兵调查发现，大学英语教材中主要存在语言错误和非语言错误，其中较为严重的是语言错误。在他向记者列举的6种教材中，有近100处涉及语法、词汇、翻译等方面的错误。

　　除了施兵在大学英语教材中发现的质量问题，其他学科教材如何呢？一些受访学者表示，教材质量参差不齐。

　　南开大学教授柯平告诉记者，一些劣质教材错漏严重，或数据错误，或观点错误；在内容上存在雷同现象，有些篇幅甚至完全相同，实际上是大量抄袭所致；有些教材明明是资料的汇编整理，只能算是编写，却写上编著；有些不列引文，也不列参考文献，等等。

　　不同于一般的出版物，高校教材在使用中被视为学科知识的权威版本，其受众面更广，编写错误带来的危害性更大。施兵分析说，以每年本科生招生的规模而言，大学英语开设四个学期，使用人数则超过1000万，如果再算上高职高专、成教夜大函授班，人数更多。

　　《江海学刊》杂志主编韩璞庚对此表示担忧：“如果出现错误，又没有被授课教师及时纠正，以讹传讹，对学生影响极大。名气越大的学者、出版社或学术机构组织编写的教材，因其品牌效应，受众更广，一旦出错，影响则更加恶劣。同时，错误也会给编写者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急功近利难出精品

　　为何劣质出版物会被采用为教材？为何标榜权威的大学教材频频出错？教材采用、组织编写、审定、出版……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岔子？

　　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李龙泉介绍说，不少学校采购的教材先是由当地教材管理部门推荐书单，再由不同学科院系从中挑选，确定采购。如果其中某个环节负责人与粗制滥造的教材制造商挂钩，存在利益分配，就容易造成劣质教材被使用。

　　究其根本，劣质教材如何产生？韩璞庚认为，不少大学自己组织编写教材，指定本校学生使用。虽然不排除教学培养的差异需求，有其合理性，但也有本位主义的考虑。业内人士指出，“指定本校学生使用”无疑意味着教材有稳定销路。近年来部分学校试图在教材编写领域分一杯羹。某高校出版社编辑柳晴（化名）告诉记者，较之其他种类的出版物，教材出版有更大获利空间，这也是推动一些出版社和高校热衷于编教材的因素。在利益驱动下，一些不合格的编写者也千方百计“投身”教材，甚至随意整材料充字数以获得更多稿酬。

　　但是，在劣质教材中，不难发现一些主编或审定者是知名学者。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经理徐海介绍说，一些承担编写的学者肩负其他繁重任务，本应该完成的组稿工作不能到位，一些教材“工程”属于“急就章”完成。

　　李龙泉补充说，还有些主编只是挂个名，很少甚至没有参与实际的编写。“部分学者为了拿到课题或者是获取科研经费，本身不具备编写教材的时间、精力或者知识储备却主动或被动承担这项任务，然后再外包给其他人完成。”作为业内人士，某学术出版机构张姓编辑介绍说，有些地方教材编写与职称晋升、评价制度挂钩，但是评审的时候把关不严，验收的时候也未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一些必要程序流于形式。

　　因此，较之于学术专著，教材编写被视为“相对容易完成”。排除出版社审稿不严、编辑水平有限等因素，受访学者表示，大学教材乱象背后根源是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不良学风。

　　加强编写与出版监管

　　如何才能保证教材编写出版的质量？施兵认为，在编写阶段就必须有预警措施，尤其是定期核查教师水平，把好编者这道关。韩璞庚认为，以教材编写作为科研成果无可厚非，但应该对这些专业教材编写建立检查和监督机制。

　　“还可以建立教材编写的激励体系，鼓励优秀教材的产生。”柯平建议，同时应严格把关，由监管部门公布劣质教材“黑名单”，新闻出版机构定期抽查大学教材质量，对出版低质量教材的出版机构采取批评等措施。此外，韩璞庚认为，出版社应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如果有些出版社只为经济效益而放松对教材质量的要求，不仅不利于自身品牌的建设，而且不利于优质教材出版的整体环境的打造。”柳晴提出，出版方对一些原稿质量差的教材要敢于提意见或敢于拒绝。而这也对出版社编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出版社应尽到合理审查和精心编校的责任，对于专业方向的教材，必须由具备该领域知识的编辑进行审校，或者邀请相关专家进行审读，以确保书稿的质量。”张编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