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极端天气、自然灾害频发，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一系列全球性挑战交织重叠，引起了哲学家的关注，他们试图用哲学智慧帮助人们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时作出更好的决策。

　　帮助人们理性思考

　　人类福祉、资源分配、社会未来等全球性议题离不开对道德哲学的探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7年11月通过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伦理原则宣言》，试图通过发挥道德的感召力，指引行动方向、便利开展仲裁、解决利益冲突并确定优先事项。同时希望协助各成员国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作出适当决策，并采取有效的政策，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在涉及公共政策问题时，更清晰地认识伦理问题及各种规则与假设，有利于人们理性思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哲学教授基兰·赛提亚（Kieran Setiya）认为，要应对气候变化和达成《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需要解决许多哲学问题。以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例，这些国家在享受工业化带来的丰硕成果时，也“贡献”了一半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那么，发达国家应在多大程度上为过去的温室气体排放负责？各国当下承担的责任是否合理？此外，应对气候变化还涉及分配公平、矫正正义和补偿等问题。这些问题把理论与实践、道德准则与政治战略联系在一起，而哲学论证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提供伦理指导

　　哲学界在这场疫情中的贡献有目共睹，相关建议受到了很多国家决策者的重视。例如，德国伦理委员会3月发布报告《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中的团结与责任》提出，疫情应对在道德上的核心冲突是，一方面要持续维护高质量且高效的医疗体系，另一方面要最大程度地减少对人与社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这就需要对社会团结、个体责任等道德准则进行平衡，并仔细研究一个社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和多长时间内应对日常生活的严格限制。该报告为德国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了伦理指导。

　　哲学能够帮助人们厘清政策决策的决定，究竟是基于“后果论”还是“义务论”？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琪·霍布斯（Angie Hobbs）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为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大部分国家政府可能选择实用主义的后果论途径，保障“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需要借助哲学作出很多政策选择。例如，“最大利益”是指拯救患者的生命，还是拯救所有人的生命，还是要保障人们生存和生活的质量？“大多数人”是否包括后代？当代人应当为了后代作出多少牺牲？这种取舍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中同样存在。此外，哲学还能帮助人们理解公共政策与个体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存在冲突时尤其必要。

　　霍布斯认为，这场疫情暴露了很多社会不公现象，甚至促使不平等问题扩大，处于社会经济地位底层的群体显然受冲击最严重。哲学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与公平相关的模型和理论假设，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疫后世界。

　　扩大哲学研究影响力

　　谈到哲学家如何扩大自身研究的影响力，霍布斯介绍了自己的实践探索。她表示，她的研究方向为“繁荣的伦理”。她在课堂上致力于鼓励学生认真思考“繁荣的伦理”对群体和个人都意味着什么，并引导他们反思需要怎样的知识技术、设备工具和基础设施来实现这种繁荣，以及他们选择的职业道路能够为此作出哪些贡献。除了教学工作，她还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研讨会、报刊等不同媒介扩大社会参与，借助多样化的工具尽可能接触和影响不同年龄、社会背景、教育程度和政治立场的受众。她表示，哲学家要想影响民众乃至政策决策，保持思想开放十分重要，不要轻易假定某些受众群体对自己的研究不感兴趣。哲学家应保持谦逊，尽量避免堆砌行话术语，以便于民众更好地理解。

　　哲学论证不是“零和游戏”，而是要给人启发。赛提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接触到当今社会面临的道德挑战，引导人们思考自己究竟想要过何种生活、美好而有意义的生活要怎样实现。正如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哲学教授乔纳森·沃尔夫（Jonathan Wolff）所说，医学帮助我们活得更久，科学进步为人们节省了时间，而艺术与人文让人们活得有价值，真正将时间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