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方民主制度产生以来，其发展过程中的流弊一直引发西方学者的反思与讨论。近年来，随着西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日益复杂，不管作为政治制度还是价值观，西式民主都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针对该问题，记者采访了在此领域较为活跃的西方学者。

　　民主规则遭受破坏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吉布莱特（Daniel Ziblatt）近期在该校开设了关于西方民主衰落的课程。吉布莱特以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影响民主制度各因素的互相作用为研究基点，梳理了西方民主制度批判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方法。

　　吉布莱特认为，民主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的社会裂变、政治分歧等多方面冲突中形成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应通过解释某一阶段民主制度所产生的一系列变量及其相互关系，来对民主进行阐释，而不应仅从单个层面来解释民主的产生和发展。他表示，宗教冲突、种族分裂、思想嬗变等因素，都在欧洲民主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这些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很可能远比人们通常理解的更为巨大。此外，吉布莱特认为，“政党”因素是决定西方民主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应该成为未来分析民主问题的关键。

　　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是吉布莱特研究的合作者及相关作品的合著者，他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民主进程被分裂、被破坏并非是由“将军和士兵”的军事活动造成的，而是民选政府的自身因素造成的，而貌似民主的选举之路充满“欺骗性”。许多政党的选举及执政过程“貌似合法”，但实际是在破坏民主。这种状况令公众产生困惑：当他们所生存的国家的民主进程受到挑战之时，公众却依然认为自己生活在民主之中。

　　吉布莱特以美国为例介绍称，自2016年大选以来，许多民主规则遭受破坏，如在选举过程中，党派成员威胁对方党派、公然挑战媒体等，“威胁性暴力”（threatening voience）随处可见，政治规范被打破，甚至与之相关的社会规范也受到冲击。这使得人们对美国民主制度产生前所未有的疑惑。吉布莱特认为，民主的衰落不仅直接反映在政治制度上，而且也是由于社会、文化上那些约定俗成的规范被打破而慢慢堆积而成。

　　群体话语权无法获得满足

　　吉布莱特认为，当下，美国面临的不同党派间的分歧已不仅仅体现在“税收和政府开支”等事务层面上，而是更多地与民族、宗教和文化等因素纠缠在一起，这就导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分歧开始“深刻分裂”（deeply divisive）。

　　美国纽约大学民主理论学者亚当·普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认为，美国民主制度在过去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在“美国梦”的号召下，人们相信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可以获得保障。但如今随着“美国梦”在各领域受到质疑和冲击，阶层流动性趋缓，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许多人在诸多方面丧失安全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当前的生活和未来产生迷惘和质疑，从而导致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任开始瓦解。

　　当然，不同阶层人们的悲观情绪与现实经济状况息息相关。据一项调研显示，20世纪70年代，超过九成的美国年轻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好于父辈。但到了21世纪，只有不足五成的年轻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好于父辈。类似这样的统计数据已由不同机构多次发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当前政治制度的不信任，并由此催生出民间的极端文化，而这种极端文化又对政治文化形成渗透。

　　“包容政治”对抗党派极化

　　吉布莱特认为，在经济问题面前，人们容易忽视民族、党派和文化的极化（culture polarization）现象，而这会使得原有的社会规范进一步分崩离析。

　　吉尔莱特的担忧不无道理。以文化极化为例，《哈佛政治评论》评论员贾斯汀·柯蒂斯（Justin Curtis）有类似观点。他认为，文化极化带来种族主义和仇恨心理，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无疑在加剧文化极化方面“助纣为虐”。虚假新闻和不实报道渗透到文化和政治领域，“煽情新闻”和党派诽谤充斥美国政治，这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政治极化、文化极化和党派极化。有学者对美国的投票模式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共和党和民主党决策者的政治理念都更加极化。皮尤研究中心一项调研亦表明，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均认为这种状况对美国政治“非常不利”，但两党都只会互相指责对方“心胸狭窄”。不断扩大的政治鸿沟使得人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大幅下降，甚至连前总统奥巴马都表示美国社会已“变得如此粗暴”，他认为人们之间充满前所未有的恶意。

　　吉布莱特强调了党派之间“相互容忍”的重要性。他表示，在一种极化氛围内，只有政府各个部门在“相互容忍”的情况下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才能保持政府的平衡运行，合力对抗经济不平等、种族宗教偏见及其他的各种社会隔阂。

　　（本报波士顿4月1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