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将出版新书《“不相关”的风行：社会科学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力衰减》。该书作者、美国圣母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麦克尔·C. 德施（Michael C. Desch）表示，近三四十年来，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制定与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及其分支国际安全研究之间的差距在扩大，社会科学界越来越侧重运用尖端研究方法，而非解决现实问题。

　　安全政策与研究不应“分家”

　　德施谈到，大多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认同双方在国家安全事务上曾经或本该有许多“共同语言”。美国经济学家、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专家托马斯·谢林曾在一篇论述冷战期间美国学术研究与国家安全政策的文章中称，二战后美国政府对理论研究成果的需求空前旺盛，学者拥有接触机密信息的权限，政府也接受学术思想和学术人员的“渗透”。美国外交官大卫·D. 纽瑟姆（David D. Newsom）曾在《外交政策与学术界》中写道，美国的3638家高等教育机构及相关人员应该储备最全面的知识，提供给政策制定者。2008年4月，以“国家安全：我们需要哪些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主题的美国《国防教育法》颁布5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美大学联盟（AAU）举行，美国前国防部长、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前校长罗伯特·盖茨在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巩固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关键之一在于努力寻找政府之外的资源，例如高校所能提供的资源，政府必须重新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

　　过去10年间，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研究人员曾做过一项关于教学、研究与国际政策的调查，结果表明，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中，约有90%以上认为前者应为政策制定作贡献，但前者的“供给”和后者的“需求”经常不对称。政策制定者更多地将理论研究成果作为参考背景和框架，但认为其中术语过多、过度关注技巧、实质性内容不足。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政策分析”是最有用的社科研究方法之一，但1980—2015年，顶级国际关系学科期刊发表的政策建议类论文占比持续下降，采用定量或形式分析方法的论文占比显著上升。承担政策制定重任的高级别政府官员尤其感到“区域研究”很有用，这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受定性研究方法影响较大，而在追求“更加科学化”的社会科学界，定性研究方法正在“失宠”。

　　在德施看来，国家安全政策制定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鸿沟，来自于后者越来越多地将“学术严格性”与采用特定的技巧（如定量研究方法）画上等号，忽视了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相关性”的更宽泛标准。这一现象与社会科学学科专业化程度加深有关。“严格性”与“相关性”并非互不兼容，但常处于竞争关系。许多主张政治学“科学化”的学者会避免刻意倡导或反对特定政策，因为这样做“有悖科学的客观性”。也有很多学者过于乐观地认为，基础研究会通过“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产出应用知识，自然地渗透至政策制定进程，无需担心学术研究与实际问题是否直接相关。此外，许多紧迫的政策问题难以用学者青睐的研究方法来解决，这些方法也经常不被政策制定者或公众了解。

　　安全威胁激发政策研究

　　德施表示，就政治学对美国安全政策的影响而言，大部分学者赞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说的“安全研究理论与美国安全政策曾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安全研究成果影响了美国国家行为，尤其是在核战略与军备控制领域，专家学者在美国顶尖高校聚集的波士顿与首都华盛顿特区之间频繁往来，不同的学术观点被传送至政府高层。由于安全研究针对的是在国家政策中占核心地位的紧迫议题，它可能比政治学的其他分支更政治化、更具“相关性”，这一特点至今未完全消失：将1980年以来顶级国际关系学科期刊发表的提出政策建议的论文按主题划分，占比最高的是探讨安全议题的论文，这些议题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与控制”“武器系统与国防支出”“恐怖主义”“人道主义军事干预”等。

　　通过回顾20世纪社会科学发展脉络与美国安全政策历史，德施发现社会科学研究在安全议题上的政策“相关性”消长，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是学术界与政界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学术界内部学科发展的动态。在战争或安全威胁加剧的时期，“严格性”与“相关性”之间的竞争减弱，学术界与政府合作增加；在和平时期，学术界的制度性因素促使学者将“严格性”置于“相关性”之上。大量关于战争对国家和国内政策影响的研究可以解释这个模式：战争拉近了政府与其他社会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向学术界寻求能够帮助本国赢得战争的科学知识，加强了学术人员在“严格性”与“相关性”之间取得平衡的意愿。美国政治作家基恩·莱昂斯（Gene Lyons）在《不稳定的伙伴关系：20世纪社会科学与美国联邦政府》一书中写道：“战争这样的危机时刻压缩了时间，凸显了被非极端环境所掩盖的需求；战争赋予中央政府新的权力，行使权力需要新的信息和专业知识资源。”

　　学科专业化制造研究屏障

　　德施认为，在国家安全稳定时，社会科学研究政策“相关性”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学科专业化程度提高带来了知识碎片化的副作用，学术界与社会之间、不同专业领域之间的隔离增强，同一学科不同分支的学者之间都存在交流壁垒，更不必说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公众。这就导致很多学者不再致力于解决社会大众所关心的议题。在美国，社会科学自20世纪早期开始就包含两个带有一定对立性质的目标：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成为一项具有更广泛“相关性”的社会事业。最初，学者对这两个目标的兼容性持乐观态度，对国家安全事务最有用的研究常常是跨学科性质的，但随着学科专业性上升，对复杂研究方法和普遍模型的重视超出实质内容，提升“学术严格性”的努力无意间削弱了政策“相关性”，“科学化”途径在国家安全研究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就是这种大趋势的体现。

　　第二，群体利益驱使学术界远离公众以保持专业“纯洁性”。学科专业化的标志之一是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所讲的“内部团结”（corporateness），即一个职业的从业者感到他们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具有“我们”与“外行”的区别意识。专家将自己与非专家划清界限的手段之一是，大量使用外行无法理解的“专门语言”。美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称，经济学家将此视为“区分学者与假内行的过滤网”。这种专业屏障对政治学等一些社会科学学科格外具有吸引力，因为对于受过教育的外行来说，他们探讨的问题在本质上没有那么难理解。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看，包括学术机构在内的复杂组织大多寻求更高的自主性、更多的资源、更少的不确定性，当这几点产生冲突时，它们几乎总会优先选择维护自主性。复杂深奥的模型、统计方法、术语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因此成为学术界垄断专业知识的理想“准入壁垒”。从学术人员自身来讲，他们用在专业研习上的时间和智力投入巨大，为“收回成本”很多人只选择自己能够完成的课题而无暇顾及其政策参考价值。同时，回避政策议题也能避免被卷入政治争议、招致严厉审查。

　　另外，社科研究政策“相关性”渐弱与“学术严格性”的侧重点变化有关。一种流行的看法是，现代科学的关键特征是能够精确测量因果，最理想的是以数学形式。为满足这一定位，科研人员越发认为，只应探索能够通过量化方法解答的问题，“严格性”的定义常缩减为对“技术”和“方法”的片面强调，难免日渐脱离现实世界中的具体问题。德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具备“相关性”的研究未必将政策制定者作为直接服务对象，但应基于以指导政府行动为目标的系统性调查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相关性”亦不完全等同于影响力，学界的建议未必会被政策制定者采纳，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规律地、持续地助力高级别政策决议，是一个过高的标准。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历史学家布鲁斯L. R. 史密斯（Bruce L. R. Smith）曾说，“大部分规划和研究活动的最终产品不是一部适用于任何情况的机械性政策行动指南——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而是政策制定者心中对真实世界形成的一幅精细的路线图”。而且，学术界对政策讨论的影响常常是“隐蔽的”，国家安全决策的秘密性使社会科学研究在安全战略中的作用更不易明确衡量。因此，“相关性”是产生政策影响力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本报华盛顿1月1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