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印土等国民粹主义缘起动因及趋势
2018年12月12日 09:3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2月12日总第1594期 作者:本报驻波士顿记者 冯黛梅

  以往有关民粹主义的讨论大多聚焦欧美国家。近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论坛”以巴西、印度、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为案例,分析了这几个国家民粹主义的特征和趋势。

  巴西:腐败引发民众对分配政策的失望

  来自巴西的公共安全研究学者、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伊丽莎白·利兹(Elizabeth Leeds)表示,由于世界范围内石油价格下跌,2013年巴西经济出现衰退。20世纪中期,巴西摆脱了军人专政,但是民选政府并没有提出一套很好的资源分配方案。例如,为劳工党执政前8年赢得声誉的资源重新分配政策、消除贫困项目、家庭津贴项目、种族以及性别平等政策,却让那些无法从这些政策中获益的人们充满愤慨与不满。这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的缔造者卢拉也因贪污被送进监狱。

  劳工党的大规模腐败丑闻引发了民众对资源分配政策的质疑和攻击。与此同时,暴力犯罪、监狱暴乱以及蔓延全国的有组织犯罪日益泛滥,使得人们希望出现一个“救世主”。在一片混乱中,巴西社会自由党候选人、前军方成员博尔索纳罗提出了与劳工党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政治主张。2018年10月,博尔索纳罗赢得总统选举的消息震惊世界。利兹认为,博尔索纳罗执政后,有些政策可能会出现逆转,比如针对亚马孙地区的政策。博尔索纳罗正在计划对该地区进行农业开发以及矿业开采,这让人们担心他会放弃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政策。利兹还提出,巴西少数群体、不同性别群体的权利也可能受到威胁。

  印度:种族主流论损害多样性

  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副教授萨纳·艾雅尔 (Sana Aiyar)探讨了民粹主义如何扭转了印度实现民族独立之后提倡的进步和包容政策,以及民粹主义如何与后殖民时代的世俗及超民族国家理念发生冲突。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以及他代表的印度人民党主张,印度应该由以印度教为核心理念的党派进行统治,而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不应该在政府中发挥核心作用。艾雅尔认为这一主张背弃了印度的宽容精神。

  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来自印度国民大会党)坚定地捍卫印度的世俗化,至少在政治领域消除了各宗教团体之间的差异。然而,在一个由不同种族群体组成的大国,这种状况很难维持。印度国民大会党从196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1970年代地区性的民粹党派开始形成。1990年代以来发生两个重大变化:一个变化是国会本身开始衰落,另一个变化是地方政党在各邦乃至国家层面形成巨大影响力。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印度开始转向联合政府。印度国民大会党和印度人民党在过去这些年与地方政党结成联盟。1991年,印度通过经济改革转向新自由主义,中产阶级开始扩张。艾雅尔说,这些改革的承诺之一是“经济非政治化”。然而,在世纪之交,印度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不平等程度加剧,所以人们感觉原来的愿景并没有实现,失望情绪弥漫至整个国家。人们看到的不仅是失效的制度,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腐败。唯一与此趋势不同的是古吉拉特邦的发展模式——莫迪在当地任职首席部长多年,他凭借“重视商业”的口号以及有效的执行力,成功吸引了大量外资。莫迪的成功政绩使得印度全国性的反腐败运动的矛头转向国会,他指责国会领导人与民众严重脱节。他还强调,世俗主义以及多样性的理念是国会迎合西方的表现。同时,莫迪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命运应该由在该国占多数地位的宗教和种族来决定。

  艾雅尔表示,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民粹主义政客试图向大多数民众或种族群体灌输恐惧,让他们觉得受到了少数群体的威胁。对于莫迪而言,他宣扬的是只有Hindus(印度斯坦人、印度教徒)才是真正的印度本土人,因为正是这些人帮助他赢得2014年大选。在当选总理后,莫迪依然坚持这样的主张。他强调“共同的祖国、共同的圣地”的观念,这让那些宗教圣地在印度其他地区的种族,在身份认同方面遭受到来自Hindus的怀疑目光。

  土耳其:世俗与宗教的矛盾导致难以形成共同阵线

  来自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大学的艾森·坎达斯(Aysen Candas)认为,民粹主义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去世俗化”。她表示,无论一个国家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去世俗化都会伤害该国的宪法秩序。她认为,民粹主义源于不安全感——人们认为他们在生活中原有的机会受到限制。面对经济萎缩与不确定性带来的危机,人们采取了最倒退的方式——反平等主义、反自由民主、试图建立地位等级制度等。她强调,对于民粹主义的影响力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民粹主义者会切实履行他们的竞选承诺,而且他们不会满足于短期任职,而是会试图像“马拉松运动员”一样长期任职。

  但是,从土耳其的经历来看,坎达斯认为,民粹主义只是土耳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片段。20世纪的土耳其是一个现代的世俗国家,在奥斯曼帝国灭亡后便有意识地脱离其伊斯兰身份。每年的皮尤研究报告显示,土耳其只有12%的人希望生活在伊斯兰教权统治之下。其余大多数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世俗的社会中。那么,政治上的伊斯兰主义者为什么能垄断土耳其的权力呢?坎达斯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简短回答是,大多数人未能形成共同阵线。

  她谈到了造成土耳其社会分裂的主要原因。最大的分歧有两个:一是宗教问题;二是占土耳其人口20%的库尔德人问题。自1980年代以来,围绕这两条主线持续出现文化与宗教的冲突。首先,在库尔德人问题上,土耳其政府出台了相互冲突的政策。在承认库尔德人的身份、给予其某种形式的区域自治权、平等代表权的同时,土耳其政府于1983年为防止库尔德政党进入议会而对其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坎达斯表示,“这个门槛严重扭曲了每一次选举结果,以至于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以34%的选票、国会66个席位上台”。第二个问题是,土耳其到底应该成为世俗共和国,还是采取基于伊斯兰教的君主制。这个问题与库尔德问题相互影响。许多土耳其世俗主义者,例如主张非异性恋(LGBTQ)平等主义的人士,在库尔德问题上却成了保守的威权人士,因为他们怀疑授予库尔德人自治权将导致这个国家的分裂。同样,即使伊斯兰主义政党上台执政后,也并不一定会减轻对于库尔德人的压制,但相较于主张世俗化的政党,拥有强烈宗教信仰的库尔德人依然会支持伊斯兰主义政党。

  (本报波士顿12月11日电)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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