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发达国家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峻，让人们对其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的可持续性产生质疑。牛津大学研究员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在其2015年撰写的《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一书中从社会正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政府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必要性，不过他更担心的是如何使用政策等工具解决该问题。不平等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很多发达国家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并冲击着人们的道德底线。8月3日，欧洲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发文分析了过去30年来，发达国家不平等问题形成的原因和后果，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不平等问题受到广泛关注

　　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莫里茨·库恩（Moritz Kuhn）曾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时代，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扩大所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逃避的命题。特别是随着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停滞不前，人们普遍认为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状况已经破坏了经济增长秩序，利益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富裕阶层，这成为导致某些国家社会政治动荡的关键因素，并在普通民众心中燃起了一股反精英的情绪。经合组织多次强调，要把经济“包容性增长”置于其工作的核心位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也曾表示，减少过度的不平等不仅在道德和政治上是正确的，对于经济发展也是有利的。

　　在针对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中，欧洲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刊发的对美国不平等现象的分析和论述尤为瞩目。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在加剧，尽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增长态势，普通工薪家庭的工资和收入却陷入了停滞。为此，有学者提出这一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

　　不平等产生原因各不相同

　　牛津大学就业、平等和增长项目部主任布莱恩·诺兰（Brian Nolan）举例说明了不同国家产生不平等现象的原因，以及不平等问题所带来的不同后果。从整体来看，同样作为发达国家的英国，其社会中家庭收入不平等的严重程度与美国相当。与之相较，诸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其他发达国家的不平等问题便要缓和很多。从时间上看，英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家庭收入不平等现象，而加拿大则是从1993年才开始，所以并非所有发达国家的步骤皆趋于一致。如果具体分析各个国家的情况，就更能看到它们之间的不同。例如，加拿大早期通过税收再分配政策的实施，抵消了20世纪80年代初因市场因素造成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但该措施却无法有效应对后期（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德国则因为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监管的变化、工资设置机构的运行以及税收制度的改革，加速了德国社会不平等的产生。

　　有观点认为，中等收入家庭数量的增加与不平等程度的减轻关系密切，但在诺兰看来，两者没有必然联系。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等收入家庭数量有所增长，不平等程度也都不同程度地加重了。同期的德国、意大利，中等收入家庭数量并没有增长，但是其不平等程度也有所加重。此外，相同时期内，比利时和西班牙的中等收入家庭数量增幅较快，但它们的社会不平等程度并未立刻加重很多。因此，不平等现象与中等收入家庭数量及其实际收入增长并无关联。

　　制定综合性应对方案

　　针对应如何看待社会不平等所带来的挑战，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阿尔贝托·莫塔（Alberto Motta）对本报记者表示，社会不平等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除去经济与技术因素外，它还与人的自身因素有关。例如普通民众是否愿意在就业市场上尽力寻找工作、如何正确地支配收入等。

　　同时，这一现象的产生也与国家的政策法规有关。例如工资制定机制显然影响着社会的不平等，比利时民众的工资与通货膨胀挂钩，大多数工人通过集体协商与雇主谈判，以获得较高的工资。这是比利时整个国家工人薪资水平显著增长的原因。

　　此外，就业模式和就业水平也与不平等有关，尤其是女性就业率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社会不平等状况。福利制度、医疗水平、教育水平等都会间接影响不平等状况。

　　莫塔说，面临不平等的挑战时，虽然每个国家的目标是相同的，即促进经济增长，确保经济增长成果能够惠及所有人，进一步完善再分配方案，但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一套适合本国的方案。

　　社会不平等的现状促使各个国家重新评估社会制度和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人们也不应以一个国家的经验为主导，需要综合考虑，才能制定出符合民众需求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