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国际经济史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主办的世界经济史大会在美国波士顿召开。会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高级顾问、《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作者顾琳（Linda Grove），就学科交流、研究趋势及中国农村工业化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了解世界史利于国别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举办世界经济史大会主要有何意义？

　　顾琳：举办大会主要是召集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史学者进行学术讨论。近年来，全球史的地位愈发重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国家发展史、经济史以及经济增长等问题，世界经济史大会可以促进各国学者跨越国别史的界限，探讨世界及全球的历史。通过参加这样的大会，年轻学者可以了解其他国家学者的相关研究，并从中有所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具体阐释下国别经济史与全球经济史之间的关系？

　　顾琳：了解全球经济史可以帮助学者更好地理解国别经济史。一般来说，我们总是倾向于利用本国已有的文献资料研究本国发生的事。但是，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一国内很多情况的发生受到全球经济趋势的影响，包括商品、技术及思想在内的很多因素，都可能产生作用。我从一位朋友处了解到，欧洲中世纪用于印刷书籍的很多纸张是由中国生产的，一些17世纪的精美书籍是在中国印刷的。诸如此类的事件，自己可能很难完全了解，需要与别人一起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说，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您怎么看？

　　顾琳：人们需要明白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历史学家开始注意到历史的连续性。虽然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历史联系，从而了解事情发展的脉络，为研究新的组织形态及发展提供线索。

　　从农村工业化历史看经济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农村工业化。当谈工业化时，我们想到更多的是城市，您为何更关注农村？

　　顾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写论文时，我需要了解在不同时期经济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以及当时的政策有效性等问题。因此，我开始寻找研究对象，并最终选定河北省高阳县。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学者可以前往中国进行交流。因此，我有机会去高阳县和当地人交谈。从晚清到20世纪40年代，高阳县是中国著名的农村工业区。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工业化蓬勃发展，我开始考察传统经营方式在公司组织中的运用，考察20世纪80—90年代，人们是如何通过传统方式积累小额资本并发展成小企业，然后成长为大企业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精神或企业文化也很重要。您觉得中国的企业精神是什么？

　　顾琳：我认为，中国企业具有冒险精神，认为失败并不是可怕的事情。除了冒险精神之外，还有家族企业文化。商业史学者认为，企业的发展并不只是经济力量驱动的产品，还包括看不见的经济力量，如企业家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相对于城市企业家，中国的农村企业家有何不同？

　　顾琳：现代企业雇主往往是西装革履、远离劳动生产过程，但农村企业家则是行走在一线，直接面对他们的生意、工人及技术。当机器出现故障时，他们可以亲自解决。起初，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较低，比如高阳县纺织企业最初的生产只能从制造简单布料开始，逐渐发展到先染纱线再织布、做出格子条纹，再到使用人造丝及混纺等工艺。随着企业的发展，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附加值逐步得到提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现在主要在做哪些研究课题？

　　顾琳：未来我计划做更多关于社会变迁、社会安全及组织结构等方面的研究。近期我与山东大学的学者合作，把他们刚刚出版的书翻译成英文，该书是由中国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出版的。我认为，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能听到更多来自中国学者的声音非常重要，因此需要把更多的中文著作翻译成英文。

　　（本报波士顿8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