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启动“重新构思全球化”项目，并举办“重新思考全球化：如何重建支持”研讨会。与会专家探讨了近年来部分美国人反全球化情绪加深的缘由，以及政策制定者如何帮助民众更好地理解全球化的影响、如何应对全球化造成的冲击等问题。

　　国际体系与美国政治存在缺陷

　　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重新构思全球化”项目负责人妮娜·舍奈（Neena Shenai）谈到，特朗普政府否定了美国长期持有的“开放市场对美国有益”观点，反而认为贸易保护主义能让美国更强大、打赢“贸易战”更容易，这反映出美国人对全球化、开放自由市场的疑虑，无论其政治立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次的美国人反全球化“浪潮”，发生在美国接近实现充分就业、经济连续增长的时期。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这一现象的经济和社会成因、美国脱离自由贸易体系的成本和收益等问题。

　　赖斯哈德利盖茨国际战略咨询公司创始人之一、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表示，美国现在的全球化和贸易问题，在更大层面上是由于国际体系“出了故障”。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变化。地缘政治方面，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国家实力的上升，中俄推行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正在受到更广泛的认可。地缘经济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了欧美多年的经济衰退，但美国一直没有对此进行反思和修正——美国从未重新审视布雷顿森林体系，关于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投票权的讨论开始得太晚，还曾愚蠢地抵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都导致了美国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失败，削弱了美国的公信力。

　　二是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美国保守主义再度崛起始于2009年的茶党运动，随着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达到高峰。在欧洲，对欧盟有效性和欧洲一体化的质疑一直存在，2016年英国公投退出欧盟将其推向高潮。就美国而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到自己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受到外来移民的威胁、被政治领导人抛弃、遭到“精英阶层”背叛，这些人为特朗普投票，希望选出一个现有制度的“破坏者”，而特朗普在诸多问题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反映出一个非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模式，许多美国人正被“落在后面”。2008年以来的经济表现没有真正达到美国人的预期，政治极化和政府机能障碍，导致这些问题无法被解决，美国民众对民主和自由市场丧失信心。然而，美国“精英阶层”未曾预见到这种局面。在特朗普上台前，这些人认为目前的国际秩序没有问题，只是民众对此不了解，这属于沟通问题；特朗普上台后，这些人才意识到国际秩序确实存在问题，它未能适应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国家政策方面的变化。

　　美国智库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首席经济顾问杰瑞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表示，1992年他刚进入智库领域工作时，业内正在热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他惊讶于这些讨论中对全球化弊端的否认，与他在学校学到的经济贸易理论完全相反。理论上讲，当美国等富裕国家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开展自由贸易时，人力成本较高的富裕国家的制造业劳动者会在竞争中处于下风，现实情况也确实如此，但当时美国“精英阶层”的声音是，自由贸易的好处是普遍性的，没有人会因此受损。另外，他所学到的经贸理论认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全球化的“赢家”能够补偿“输家”。的确，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自由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很大，但“赢家”能够补偿“输家”，不等于“赢家”会去补偿“输家”。在这一点上，美国政治的问题是，“赢家”不仅没有补偿“输家”，反而利用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带来的收益搞起了金钱政治，以便将自己与“输家”进一步隔离开。

　　发达国家遭遇“四个冲击”

　　美国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教授丹尼尔·W. 德雷兹纳（Daniel W. Drezner）说，目前关于民众对全球化看法的“标准叙事”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精英”拥护全球化，因为自由贸易符合比较优势法则、能带来“双赢”，并让每个人都更加富裕，尤其是美国的“精英阶层”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巨大；另一种叙事则认为，全球化伤害了发达国家普通劳动者，导致制造业“空心化”，资本向海外流失，外来移民涌入，并在语言和风俗文化上给美国传统社会带来冲击。

　　德雷兹纳提到，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等发达国家迎来了“四个冲击”，且现在仍在应对。第一个是“中国冲击”。在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行列之前，美国未曾与一个（潜在）规模与自己相当的经济体开展自由贸易。第二个是1995—2008年，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冲击”。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成为外来移民在总人口中占比最高的国家，也给移民聚集地区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并激起了原有居民的负面反应。第三个是“生产率冲击”，即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所说的“长期停滞”。过去20年里，尽管科技进步飞快，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和劳动者工资增长却非常缓慢，长期来看，生产率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在有关全球化影响的讨论中，“生产率冲击”较少被谈起，却是一个深层原因。第四个冲击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四个冲击的综合作用引发了民粹主义抬头，美国等国的民众感到“精英阶层”推崇的自由贸易和开放的移民政策都是谎言，“要投票给像我们一样的人”。

　　反全球化非美国主流民意

　　德雷兹纳提醒，2008年金融危机后，进入美国的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数量增长都显著放缓。有许多民意调查显示，最近10年，美国人对全球化的支持度上升。据美国盖洛普公司调查，美国人对自由贸易支持度最高的年份是2016年和2017年，当时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总体来讲自由贸易是一件好事。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和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现今认为外来移民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的受访者数量，远低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所进行的民调中，50%的受访者认为提高进口关税不是一个好主意，73%的受访者认为“贸易战”是非常糟糕的想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今年6月也开展了一项调查，63%的受访者认为保持与亲密盟友的长期良好关系对美国来说更重要，只有25%的受访者认为征收进口关税以保护美国工业更重要。

　　从近期民调来看，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在美国尚未达到“狂潮”的程度。德雷兹纳表示，虽然美国人反对非法移民并希望政府采取措施，但未必是以拆散移民家庭或建立边境墙的方式来进行。这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20年前，美国“精英阶层”拥护全球化，在全球化中遭受损失的普通民众则心怀不满；今日，特朗普政府实行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大多数美国民众却不赞同这些政策。仔细分析各项民调会发现，反全球化的美国人对全球化议题的关注度远高于支持全球化的人。因此，并不是美国人在整体上反全球化热情高涨，而是约有1/3的民众将其对全球化的怨恨落实到了投票、游行等政治行为上。而且，当前的美国反全球化浪潮更多地与国家认同而非经济形势有关。此外，特朗普将全球化相关问题变成了党派问题。在“冷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总统无论来自哪个党派，都会推动贸易自由化，而特朗普基本上将共和党变成了一个反全球化政党。随之而来的是，美国民主党人或许能接受一个民主党总统主张征收进口关税，但绝不接受特朗普这样做。

　　德雷兹纳对本报记者表示，新近的中美贸易局势将对两国关系构成较大挑战。尽管近年来中美在一些问题上也有过摩擦，但那些问题是局部性的，经济问题则是整体性的。

　　（本报华盛顿7月1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