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威胁西方民主
访布鲁金斯学会治理研究项目讲席兼高级研究员威廉·盖尔斯顿
2018年04月25日 09: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4月25日第1438期 作者:王悠然

  自2016年以来,民粹主义在欧美呈愈演愈烈之势,令不少西方人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未来感到担忧。2018年3月,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治理研究项目讲席兼高级研究员威廉·盖尔斯顿(William A. Galston)的新书《反多元主义:民粹主义对自由民主的威胁》(Anti-Pluralism: The Populist Threat to Liberal Democracy)。该书分析了民粹主义上升的原因及其对自由民主的危害,并就如何抵制民粹主义提出建议。针对这些问题,盖尔斯顿近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经济不是唯一催生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是什么导致西方自由民主陷入困境,民粹主义力量快速增长? 

  盖尔斯顿:过去25年间,西方自由民主的处境经历了明显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自由民主颇有大获全胜之势,而今,它面临着外部与内部的双重挑战。几年前我开始研究自由民主的困境时认为,经济是问题的核心,只要精英阶层能带领国家实现经济持续繁荣、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人民就愿意接受他们的领导;精英阶层不再能有效治理经济时,就会失信于人民。

  然而,近两年我意识到经济问题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将经济因素视为根本、其他因素视为“衍生品”,就会忽略现实的复杂性。例如,美国、英国和欧盟都未能以令大众满意的方式处理好移民问题,本国人认为外来移民与自己竞争就业岗位和社会福利,威胁本地文化传统甚至公共安全。在更大的层面上,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向知识密集型转变,高等教育普及创造了新的文化间隔,即拥有大学文凭意味着更多就业机会,也意味着较少固守传统、对快速变革和多样性接受度更高;知识精英常怀有对其他人的优越感,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则感觉生活脱离了自己的掌控。而当个人力量不足时,政府和国际治理机构未能如民众所愿提供助力。例如在美国,政治极化使整个系统陷入僵局,很多需要协调一致行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在欧洲,中左和中右政党形成双头垄断,公众难以触及重要议题。这令许多人对未来持悲观态度,转而期待民粹主义政客承诺复兴的“过往”。

  民粹主义的定义和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粹主义的定义和特征是什么? 

  盖尔斯顿:民粹主义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充斥着情感的立场而非定义明确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通常对民众的经济期待落空感到失望,憎恶在其看来“被不正当操纵”的各种规则以及“以牺牲大众福祉为代价为自己谋利”的富人和特殊利益群体,害怕本国国家安全和文化传统遭到外来威胁。这些情绪的结合常催生愤怒并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

  民粹主义虽然缺少详细的理论阐述和经典著作,但仍具有连贯的结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当代民粹主义研究专家扬-维尔纳·米勒在《什么是民粹主义?》一书中写到:“(民粹主义)不是一个系统化的学说,而是一系列各不相同但具有某种内在逻辑的主张。”民粹主义将“人民”与“精英”区别开,并将两方看作同质性的,即各有一套利益与价值观,且二者不仅不相同,还完全相反。民粹主义认为“人民”是富有美德的,“精英”是腐败的,因此“人民”有充分理由不受制度约束地管理自己和社会。那么,究竟谁是“人民”?历史上,右翼民粹主义者强调共同的族裔和祖先,左翼民粹主义者强调阶级(排除权势阶层)。一种新近的划分则强调普通群众与文化精英的差异:“真正的美国人民”吃汉堡,听乡村音乐,观看《鸭子王朝》真人秀节目;“全球主义的势利鬼”做一切被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纽约时报》称为“讲究、文雅”的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粹主义是如何危害自由民主的? 

  盖尔斯顿:首先,民粹主义对“人民”的定义是分裂性的。在人民主权的语境下,将一国国民区分为“人民”与其他群体,意味着一部分人不是真正的人民,没有资格自治甚至无法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这就违背了民主蕴含的包容原则。其次,民粹主义对“人民”的定义是反事实的。米勒表示,民粹主义认为“人民”具有单一的判断、单一的意志,进而产生单一的、明确的指令,而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即使是在有限的自由下,不同的社会群体也会有不同的背景、诉求、价值观,大部分时间里人民的特征是多样性而非同质性,将想象中的一致性强加于多样化的现实,会导致某些社会群体的特征被过度抬高,有悖于民主。同样,“人民一致地具有美德”的论断在个人和集体的层面上都是反事实的,当它与“精英是腐败的”观点结合时就会破坏民主。

  遏制民粹主义壮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就美国而言,遏制民粹主义壮大可从哪些方面入手? 

  盖尔斯顿:第一,还是要加速经济增长。21世纪是美国经济的一个拐点。1949—2000年,美国经济年增速超过3%的年份有34个,平均年增速为3.6%;2000年后,增速达到3%的年份只有2个,平均年增速仅为1.8%。在当前的形势下,只有经济持续强势增长才能带动美国劳动者工资和家庭收入提高。

  第二,过去的几十年表明,没有一种机制能将经济增长自动转化为普遍的、共享的繁荣,如果我们希望拓宽增长成果的惠及面,就要完成三个关键任务:将充分就业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重建生产率提高与工资增长之间的联系,在税法中平等对待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

  第三,连接乡村地区与大都市区。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偏远的、人口稀少的乡村相对于城市日渐处于劣势,虽然公共政策无法完全消除城乡差距,但政府仍可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来帮助小城镇共享大都市经济增长的成果,例如改善交通系统以使城乡间的通勤更便捷、在乡村地区普及互联网服务等。

  第四,寻找接纳移民与保护国家主权之间的平衡。移民问题是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的一大诱因,对美国来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较行得通的一个做法是将接收移民的标准聚焦于移民融入、适应美国社会的能力及其经济贡献。

  第五,开展政治改革,复原自由民主制度有效运作的能力——公众对政治僵局感到沮丧时,更容易被愿意打破规则而“做成事情”的“另类”政治人物所“俘获”。因此,必须保护独立的司法系统、舆论等,它们是抵御民粹主义的前线。

  (本报华盛顿4月23日电)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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