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源紧缺、环境恶化、人口剧增等问题日益尖锐，所谓“人类困境”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跨学科研究者的关注。其中，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解决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时，往往有着彼此相关的目标，如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社会公平等。因此，伴随着跨学科研究逐渐走向深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反思如何在经济研究中引入社会学视角。

　　重新审视经济学家的定义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发现很多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社会学家，如美国学者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 Jr）以追求社会公平为目标，在制度经济学的私有财产、公共物品、集体决议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实早在20世纪中叶，随着诸多社会、经济问题集中爆发，“人类困境”问题吸引了不少跨学科研究者。如1968年，30位西方学者成立了著名国际思想库罗马俱乐部，旨在促进和传播对人类困境问题的理解，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协作，达成了对许多问题的新思考、新认识。

　　对此，英国牛津大学助理研究员埃斯特班·奥尔迪斯－奥斯皮纳（Esteban Ortiz-Ospina）近日表示，他花费了大量时间思考经济学家到底是什么，并与人们对经济学家的刻板印象做斗争。比如，当他对人们说自己是经济学家时，人们会认为他只是“市场的崇拜者”。为改变这些刻板印象，经济学家一直在试图解释“经济学家到底是做什么的”。奥尔迪斯-奥斯皮纳认为，这是当今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社会各界对经济学家的讨论可以帮助经济学家反思自己的工作，尤其是从其他社会科学的视角来判断目前其是否已经“陷入困境”。例如，英国国际发展部目前正在试图通过“非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非经济课”等不同主题，帮助外界和经济学家自身重新审视经济学及经济学家的定义。

　　模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许多学科都需要建立模型，经济学也不例外。经济学家经常将复杂理论转换为更直观、更概括的模型，并根据模型进行预测。经济模型可以更清楚地描述与经济现象有关的经济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

　　正是因为经济模型具有这种特殊价值，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学者一直试图建立世界经济模型（world economic models）。由于世界经济模型参数、变量的复杂性，因此经济学家需要利用计算机进行存储和运算。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国际组织、政府、高校甚至企业都在借助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根据不同需求，建立有关世界经济发展和演变的模型。如为探索下个世纪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福雷斯特（J.W. Forrester）及其学生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Meadows）分别于1971年和1972年提出了世界模型Ⅱ和世界模型Ⅲ，并由以上模型得出了“地球资源有限和人口日益增长的矛盾将在21世纪中叶导致全球性危机”等结论。

　　模型对经济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模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近年来，经济学家借助各种模型得出的预测和结论往往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效果。对此，奥尔迪斯-奥斯皮纳认为，“经济模型不等于现实世界”。为解决更复杂的问题，经济学家需要采取更多方法进行研究。

　　另外，奥尔迪斯－奥斯皮纳表示，当人们批评经济学家时，并非在批评该学科的基本方法。但批评经济学家如何实践这门学科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值得反思的。毕竟经济学家的建议很可能会转化为政治决策，如果经济学家犯了重大错误，其波及面是相当巨大的。

　　跨学科研究大势所趋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说，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要融合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文学和文化研究……这不是为跨学科研究辩护，非跨学科研究是一种机械研究。如有可能，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理应作这方面的努力。目前已有大量证据显示了多学科研究的潜力。

　　奥尔迪斯－奥斯皮纳认为，全球发展过程涉及复杂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生态”等一系列过程，很难用一个统一的精确模型来描述，因此建模时需要将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等其他方法相结合。他特别提出，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应该引入社会学视角。经济学和社会学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熊彼特和韦伯时代，曾出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次重要对话，熊彼特使用了“经济社会学”，韦伯则使用了“社会经济学”。正如熊彼特所言，“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他们走不多远就会互相踩着脚跟”。

　　奥尔迪斯-奥斯皮纳表示，经济学和社会学必须合作，社会学家正在逼经济学家转向“非经济的经济学家”。他举例说，“我个人喜欢用数学来表达想法，但数学仅仅是一种语言。不幸的是，一些经济学家有时会忘记，他们的语言有可能传达出错误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