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世界经济论坛官网刊文表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科技飞速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很多发达国家当前过分强调经济发展和关注少数阶层利益，当这些国家政府的债务水平升高，解决社会问题的财政空间就会缩减，进而造成社会局势紧张。因此，如何利用制度、政策手段，使社会和谐发展，让弱势人群获得适当照顾，是各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经济发展不等同社会和谐

　　经济不可能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师格雷格·费舍尔（Greg Fischer）对本报记者表示，很多发达国家政府认为只要解决经济问题，就能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然而这是一种片面解读，他们对于当前经济形势过于乐观和盲目，只看到了失业率下降、生产率上升、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却没有看到生产率增长依然疲软，居民收入不平等加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阶层就业难度仍在加大。

　　费舍尔提到，虽然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但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并没有完全匹配，经济转型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经济增长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支撑，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存在。也就是说，工人劳动技能的提升没有跟上劳动力市场快速结构性转变的速度。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包括政府在教育和技能培训方面投资欠缺，例如美国政府的多项政策、收入和财富分配方案都向富裕阶层倾斜，以致很多低收入家庭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就业环境。其次，大多数就业市场存在信息缺口，很多工人虽然知道工业变革即将来临，但他们不知道自身技能应向哪个方向转变，政府、企业和教育机构都没有提供足够指导。最后，政府在科学、技术等领域投入不足，以致无法推动长期创新发展。知识投入，无论在何种领域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很多国家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上述问题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就像美国正在进行的税收改革，改革方案虽会增加私人投资数量，但在缩减收入不平等、改善基础设施、加快科技创新等方面收效甚微。简单地说，该方案只把少数人的经济利益放在重要位置，忽视了维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

　　进一步完善发展的政策措施

　　为了让社会繁荣和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共同造福民众，政府可以从多方面入手。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大卫·佩杜拉（David Pedulla）对本报记者表示，首先，在政策制定方面，需要出台相关政策，帮助工人提升技能水平，适应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据有关专家预测，在未来20年里，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可能会取代大量现有工作岗位，但被取代的是那些常规的、重复性强的岗位，而未来一定会产生更多以人类特有技能为基础的新型工作岗位。只要转型，人们就不会失业，所以迫切需要通过政策调整，让人类的工作能力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匹配。

　　其次，劳动力市场应采取更加灵活的工作模式，例如签订高度灵活的劳动合同，允许雇佣双方快速调整。同时在工人技能转型期间，政府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这是确保社会稳定和谐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案。

　　再次，适当改变工作性质，允许更多人从事兼职工作，给予兼职人员相关政策保护。此外，鼓励劳动者就业后继续深造和学习，这是把人力资本转化为生产动力的有效步骤。现在一些国家已经取消了学生学习贷款的年龄限制，新加坡政府还为每位超过25岁的公民提供每年价值500新币的代金券用于培训和技能提升。

　　最后，政府要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加大投资。佩杜拉表示，社会可持续发展涉及很多方面，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只有把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放在同等地位，人们才会真正感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