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作为其“使美国再次伟大”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停滞的美国税制改革问题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2017年12月22日，特朗普签署了美国《减税与就业法案》这一全面税收改革法案。这一次的税改内容广泛，一旦付诸实施，可能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这次美国税改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广泛的、大幅度的减税，既降低个人所得税，也降低企业所得税。调整后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9.6%降至37%，最低税率从12%降为10%，同时，个人和家庭的免税额提高了一倍，分别提高至1.2万美元和2.4万美元。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下调步伐更为激进。从2018年起，美国企业所得税将从35%永久性降至21%，一次性下调14个百分点。个人独资或合伙制企业等中小型企业占美国企业总数的95%左右，税改法案规定这类企业适用于比相应的个人所得税更为优惠的税率，优惠幅度为20%。

　　这次税改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比单纯减税更为重要的政策调整，是对刺激投资、吸引资金回流的高度重视。例如，为鼓励投资，税改法案规定资本品可直接扣除，而不必分5年通过折旧来扣除。

　　吸引资金回流方面最重要的措施是企业所得税征收原则的改变。美国企业所得税的征收原来依据的是全球征税原则，由于美国企业所得税原来的法定税率较高，导致美国企业为逃避高额纳税而不将境外投资收益汇回美国，同时为了避税将母公司注册在避税天堂，并设立众多离岸公司，这对美国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利的。改为属地原则后，美国企业在境外的投资红利按照属地原则汇回美国时可百分之百抵扣，不需要重复纳税。对此前已产生未汇回美国国内的海外所得，按收入的种类分别按8%（资产）或10%（现金）的优惠税率征收一次性所得税。对于跨国企业可能利用利润转移而使其海外收益永久避税的风险，法案中规定了反滥用条款来试图加以防范。

　　理论上说，税改对美国经济的积极影响可能首先体现在促进美国宏观经济加速增长。自2009年摆脱衰退恢复增长以来，美国经济尽管保持了长时间的增长态势，但增速一直较低，实际收入增长尤其缓慢，美国国内民众的经济安全感及满意度没有得到实质提升。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共和党人推销当前税改方案的主要依据，就是他们认为税收改革可以促进美国投资和消费，降低企业成本，推动经济更快增长，从而带动就业和收入增长。特朗普本人曾多次声称，减税和其他政策措施可使美国经济增速从目前的2.2%左右上升到4%。美国学界和企业界的相关分析得出的结论有分歧，有些学者认为，减税本身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内都不能带来更快的增长；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减税及相关税改措施短期内能给美国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而税改尤其是减税措施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体现在政府财政收入的下降和债务的上升。据估算，10年内，也就是到2027年，美国政府债务可能因税改增加1.5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额的5.3%。

　　要实现推动经济增长而不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目标，理论上有几种方法。例如，开拓税源，削减支出。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共和党人目前推销减税主张的主要依据，则是寄望于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即企业税的降低可能刺激经济增长加速，通过企业利润增长、销售税和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的税收增长，来弥补减税导致的税收损失。这里面的一个不确定性因素是投资者对减税可持续性的预期。如果企业税削减不会带来赤字的上升，投资者对其可持续性的信心会增强，选择扩大投资的可能性也会增强。如果减税导致赤字和债务上升，投资者会担心其不可持续，在扩大投资上可能持谨慎态度。而政府预算赤字的增加可能导致利率的上升，使储蓄收益增加。企业和投资者也可能选择储蓄而不是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减税将难以达到推动投资增长的目的。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经济体和最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美国税改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税改措施本身是否加剧全球税收竞争并导致国际资本流动的重大变化；二是税改如果导致美国投资和消费增长对全球货物和资本流向带来的影响。

　　美国此次税收体系改革实际上是全球税收改革趋势的一个部分。随着资本市场越来越全球化，全球企业的选址越来越灵活，各国政府都在试图通过降低其管辖范围内的企业税率来推动经济增长。美国税改可能加剧不同国家间的税收竞争，税率较高的经济体可能在国际上处于越来越不利的竞争地位。从过去的全球税收竞争情况来看，其他经济体很可能采取降低企业所得税或对资本投资给予其他优惠性补贴的措施来应对，也可能两者并用。过去10年间，不少主要经济体实际上已采取降低所得税，主要是企业所得税率的措施。据有关机构估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企业所得税率已从2000年的32%下降到了当前的24%。美国减税会加强美国对全球存量资本的吸引力，导致资本从世界其他经济体流出。针对美国的税改作出反应并采取措施的经济体，其所受的负面冲击可能避免或减小，而它们的应对措施会进一步加深那些未采取措施的经济体所受的冲击。

　　不过，美国税改导致全球资本流向变化的程度大小，主要还要看税改能否导致美国投资和消费增长，能否使美国经济更加活跃。如果美国税改带来了美国投资繁荣和经济增长，就会带来对货物、劳动力和资金需求的上升。

　　美国投资扩张所需的货物和资本可能主要都会来自世界其他经济体。首先，美国国内目前的生产能力可能无法满足投资扩张的需要。美国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可利用的潜力已不大，失业率目前已降至4.1%左右，移民政策收紧则进一步限制了其劳动力市场迅速满足需求的能力。其次，投资需求增长将导致对资本需求的增长，使利率趋于上升。从美国当前的国内储蓄水平和消费习惯来看，利率上升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的可能性较大。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国内储蓄都不太可能有足够的弹性来满足投资扩大的需求。在美国国内储蓄不能满足投资增长需要的情况下，其所需资本首先会来自于现存的全球资金供应链，这意味着世界其他经济体可获得的资本减少。由于美国税后投资收益上升，投资者会将资本从海外转向美国。这种情况下，从短期和长期来看，美国税改都会对其他经济体造成负面冲击。

　　从产业角度来看，特定产业因投资转向美国而受到的投资减少等负面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产业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大小。在流动性相对较大的产业，如先进制造业，未来投资的一部分可能转到美国。因类似先进制造业这样的产业对关键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较低，它更倾向于设在有较高技能劳动力和较好制度环境的国家。因此，其产业选址更易受到企业税收水平变化这样的因素影响。流动性相对较差的产业，如采矿、零售和农业受美国税改的影响较小。

　　因此，美国GDP和实际工资上升的同时，其他的经济体增长水平和实际工资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投资下降带来的冲击。对于我国这样的快速发展中的大型经济体来说，应对美国税改带来的冲击不应着眼于单纯的税收竞争，而是应考虑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提升的要求，以全面深化改革综合应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