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学者联合在对话网发布的《为什么不能仅依靠城市应对气候变化》（This is why we cannot rely on cities alone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一文提到，孤立的城市政策无法对抗全球气候变化。

　　仅靠城市应对气候变化难度大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离不开碳排放大国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1日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根据《巴黎协定》相关规定，美国完成退出流程需要3年以上时间。然而，8月4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收到了美国发出的意向书，再次表达了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意向。联合国官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行为感到极大的失望。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截至8月4日，美国有372位“气候市长”表达了对《巴黎协定》的支持，他们代表了约6700万美国人。然而，各大城市的减排政策或承诺真的能够有效实现减排目标，应对气候变化吗？事实是令人忧心的，出于各种原因，很多城市并未在实际行动中兑现承诺。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能源部前主任山姆·布鲁克斯（Sam Brooks）表示，美国大多数城市的减排行动依据于联邦政府和各州的行政措施，但各城市针对气候问题的举措严重依赖于各州的政策和领导。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在2015年5月建立了一个由城市、州和国家组成的联盟，致力于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通过实践做出了努力。然而，即使像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经常被外界赞誉”的城市，也没有很好地履行其在减排方面的承诺。另外，美国一些城市的电力应用情况缺乏有效监控。布鲁克斯说，“糟糕的监控也是他们没能减少能源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不同国家的不同城市有所差别，但单独一个城市在缺失共同目标和承诺的情况下做出的减排政策和计划，的确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国际城市和环境管理专家布伦丹·巴雷特（Brendan Barrett）表示，以澳大利亚为例，国家层面上对减排做出了重要承诺，澳大利亚气候委员会也在相关报告中提到，要大幅度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但是，一些学者所谓的“即使没有国家的领导，（各城市）也会继续执行气候政策”是没有确切依据的。

　　巴雷特表示，希望各大城市成为应对气候危机的主战场。许多城市对此做出了相关政策说明和承诺，然而，人们还需要看到一个事实，一些城市并没能很好地履行承诺。

　　强化城市减排措施

　　日本立教大学政策研究学院教授安德鲁·德威特（Andrew DeWit）表示，国家政策是城市在减排过程中的重要保障。以丹麦为例，从1990年到2015年，丹麦碳排放量降低了27%。但如果没有新政策，丹麦碳排放量预计在2020年前后将有所增加。这些年，斯德哥尔摩减排成效显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到2045年“净零排放”的国家目标，他说，“这毕竟是由一个强有力的政策框架支持的”。

　　德威特表示，以德国柏林为例，它的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到2050年减排85%；在2013年，该市的碳排放量已减少了约1/3。然而，近期数据显示，该地区碳排放量开始小幅上升。柏林面临的情况是，到2020年削减40%的中期目标只实现了一半。德威特说，国家政策的松懈显然会对各大城市的减排成效造成严重影响。

　　对此，巴雷特等学者表示，国际能源机构在相关报告中提到，日益繁盛的城市商业活动可能意味着到2050年前后，全球碳排放量将增加50%，而主要能源需求增长是在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鉴于此，到2020年，全球各大城市必须开始大幅减排，也就是说，城市需要增强在减排方面的措施和透明度。

　　具体而言，巴雷特建议，城市减排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每个城市都应该有准确、及时、透明的数据，通过一系列指标来衡量城市的表现，包括碳排放、电力消耗、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等。第二，人们需要更强大的比较框架来理解相关数据，如全球范围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等，但需要扩大数据范围。第三，在计算碳排放量时，应当遵循国际标准。目前，各城市在计算碳排放量时，存在一些计量方式上的差异，使得数据无法反映客观真实情况。第四，国家计划与城市计划相结合，确保各级政府协调行动，同时注重城市在碳排放方面的信用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