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对语言的威胁。已有语言学家预判，人类现存的许多语言将随着全球城市化的发展而萎缩甚至消失。近日，“对话”网和科技世界新闻资讯网等刊发了相关学者最新研究文章，再次提醒人们这一正在发生的事实。

　　小语种受到威胁

　　在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绘制的“全球濒危语言分布图”中，显示了人类语言受到威胁的情况，向人们直观地展示了全球部分族群的濒危母语现状。当时的分布图显示，印度共有196种语言濒临灭绝，是濒危语言最多的国家；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和印度尼西亚，濒危语言数量分别为192种和147种。分布图列出了2474种语言的名称、濒危程度和使用地区，其中230种语言自1950年起已经消失。在母语遗失方面，澳大利亚是全球最为严重的国家。在澳大利亚人的语言遗产中，有95%已消失殆尽。在殖民运动之前，澳大利亚语言加上方言，共有700多种，如今却只剩下不到50种。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语言学副教授杰夫·古德（Jeff Good）表示，当前世界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语言危险期。有专家预测，世界上一半的语言将在一个世纪内消失。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使用主要语言，即古德所称的“主要世界语言”（major world languages），而小语种的生存机会将越来越少。

　　古德认为，城市化的发展，造成了小语种的消亡。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移民社会中，不同的语言构成了不同的社区，不同的社区构成了人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生活在这些国家的移民将慢慢地忘记自己原来的语言，英语、法语等主要语言成为人们的“通用语言”。

　　需求影响语言多样性

　　研究人员也研究了世界部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多种语言得以保留的原因。古德及其同事皮耶尔保罗·迪·卡尔洛（Pierpaolo Di Carlo）等，自2004年起便对喀麦隆进行了长期调研。喀麦隆是世界上语言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约2000万的人口使用了约300种语言。这些语言包括英语和法语等语言，以及数百种当地语言。以喀麦隆一些村庄为例，很多成年人能够说出或理解5到6种不同的语言，且都是在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情况下学习的。他们多数通过家庭、朋友或工作关系接触、了解这些语言。

　　研究人员表示，语言与人们身份之间具有复杂的联系，尤其在以多语言为主导的社会中，这一现象更为复杂。在喀麦隆，许多村庄拥有自己的“语言”，语言学家可能把这些语言中的一部分称为“方言”。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当地的人们来讲，独特的“语言”是一个独立村庄的关键标志。

　　研究发现，当地人们积极掌握多种语言是与经济需求分不开的。村庄是当地人可以获取资源的途径，如食物和住所，并可以确保个人安全。对当地人而言，掌握哪种语言便代表他属于哪个村庄，而当他掌握更多村庄的语言时，显然也会接触到更多的社会经济资源。因此，多语言是一种保险政策，一个人说的语言越多，能获得的资源就越多。

　　多语言丰富人类文明

　　古德表示，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一体化，造成了语言的趋同。如果人们想要了解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就不能仅仅考虑语言上的问题，还要考虑语言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美国语言学家大卫·哈里森（David Harrison）称，随着一些未经书面化的小语种的消失，一些独特的传统知识及其所造就的知识生态系统也会慢慢失传。他认为，语言是人类科学和艺术的储藏室。一种语言消失，失去的不仅仅是语言本身，还有这一语言关于数学、生物、地理、心理、农业和语言学的知识。

　　古德提出，多样语言的消失，需要人们在城市化进程中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