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新型外交”发展方向
2017年08月04日 07:5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3日第1262期 作者:本报记者 王晓真

  当越来越多的实践活动被冠以“外交”之名,如数字外交、气候外交、科学外交、健康外交、商务外交、教育外交、体育外交等,外交领域的学者和实践者应当如何应对?近日,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客座研究员肖恩·赖尔登(Shaun Riordan) 在其个人网站发表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并呼吁人们谨慎创造和应用不同类型的“新型外交”(new diplomacies)。文章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响应。

  混淆概念无益于外交发展

  赖尔登在文中提到,如今人们创造了名目繁多的新型外交。这些说法或许有助于保障学术资助和学术发表,但在概念上常常混乱不清,甚至可能架空“外交”的概念。例如,教育外交混淆了用教育手段追求更广泛的外交战略,以及用外交手段解决和管理国际教育中出现的问题。科学外交混淆了用科学手段推动更广泛的外交议程,以及将外交手段应用于国际科学议题的问题。数字外交应特指使用数字化工具来支持更广泛的外交战略。网络外交则应被用来描述使用外交手段来应对网络空间中出现的问题。

  赖尔登认为,人们乐于将外交的概念扩展到政府外交之外,主要是为了应对国际关系领域新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增加。但若缺乏知识上的严谨性,会让“外交”这一概念失去意义。

  马耳他非营利组织外交基金会(DiploFoundation)研究人员卡塔琳娜·E. 霍恩(Katharina E. )表示,当新的话题和新的个人及组织进入曾经只属于专业外交官的传统领域,新型外交的支持者认为他们是反映这些变化的途径,而批判者认为这种现象只是国际事务中的一种流行趋势,并没有真正描述现实变化。霍恩认为,要在名目众多、所谓的新型外交中辨别真伪,需要仔细分析外交实践、外交与国家的关系,以及这些新型外交的目的何在。一个不断扩展的概念最终将失去它存在的意义。

  遵循规则实现外交创新

  关于如何定义外交,赖尔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无论是政府外交官还是非国家行为体,他们从事的工作必须是与服务政策目标、更广泛的外交战略联系在一起的。外交是不能与其他活动分离的,是达成更宽泛目标的一种途径。在最常见的政府外交中,外交与战争、地缘经济等一起构成了政府能够达成政策目标的途径之一。公共外交是外交的一个子集,通过影响国外或国内公共舆论以达成这些政策目标。赖尔登认为,总体上看,这些新型外交不外乎是公共外交的子集,用以影响公共舆论。只有当体育、教育、科学等活动是追求政策目标的更广泛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时,它们才具有外交意义。

  另一方面则相对复杂。赖尔登表示,如果人们不想将外交限制于政府外交官,又不想滥用外交的概念,就必须识别出外交专有的一些处事和思考方式。简单来说,是否存在同一种外交方式?例如,外交官有一种实用主义的世界观,看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存在“多重灰色地带”。这种视角让他们能够作为中间人谈判、谋取一些“退而求其次”的结果,能够在紧张时期保持对话,缓和冲突。而一些新兴的非国家行为体如非政府组织,则可能不赞同存在“多重灰色地带”这种观点,而倾向于以黑白划分世界,拒绝“退而求其次”。如此,就不能被认为是在从事外交。

  赖尔登与霍恩解析出新型外交的三种不同类型:代理(agency),实施外交的行为体,如商务外交或非政府组织外交;过程(process),促进更宽泛外交议程的工具,如公共外交或数字外交;主题(subject matter),外交在其他问题上的应用,如网络外交。赖尔登表示,他并不反对使用商务外交或数字外交等说法,但必须秉持基本原则和知识上的严谨性,避免混淆代理、过程和主题三种类型,并将不同形式的新型外交与更广泛的外交战略联系在一起。

  赖尔登向记者提到,关于外交,未来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探究。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西方概念,并被欧洲帝国主义和后来的美国霸权强加给了世界其他国家。这些西方国际关系或外交的概念在中国历史的语境下并不完全适用。随着西方的全球重要性下滑,是否能看到一种源于其他文化和历史经验、处理全球议题和国家间关系的新方法出现?比如一带一路是否能成为这样一个例子?这些都是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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