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基本书局出版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商业与创意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的新书《新城市危机：我们的城市如何加剧不平等、加深隔离、辜负中产阶级，以及我们能做什么？》。佛罗里达在书中表示，城市一向是经济增长最有力的引擎，但近年来，使城市繁荣的力量同时引发了绅士化（gentrification，指旧城区翻新重建后地价升高、社区条件改善，吸引高收入居民迁入，原有的低收入居民被“挤出”）、隔离、经济不平等加剧、中产阶层衰落等一系列问题。近日，佛罗里达做客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并畅谈其主要观点。

　　新城市危机影响范围广泛

　　佛罗里达说，20世纪下半叶，美国及不少西方国家出现了中上层人口从城市中心流向郊外以及郊区城市化现象；21世纪以来，人口和就业机会开始向城市回流，但这种“城市复兴”仅集中于年轻、受教育水平高、富裕的人群，并带来了不平等加剧、房价和生活成本攀升、“超级明星”城市与其他城市差距拉大等一系列新的挑战。对此，城市研究学者分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派：前者聚焦于城市化对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认为现今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富裕、安全、清洁、健康；后者认为现代城市正在变为极富者独享的乐园，大众被置于贫困和不利地位，全球城市化的特征是巨大的经济、人道主义和生态危机。那么，城市究竟是创新的引擎、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典范，还是不平等与阶层分化滋生的温床？佛罗里达认为，两派的看法都对，也只有同时从这两个视角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并应对新城市危机。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出现了第一次城市危机。去工业化和白人群飞现象（white flight，指大批白人从种族混合的老城区移居至种族较为单一的市郊）导致城市流失核心产业、丧失经济职能，成为贫困多发地；暴力犯罪增加，药物滥用、青少年堕胎等社会问题升级；城市税收减少，日益依赖联邦政府的财政扶持。许多城市至今尚未恢复元气。然而，新城市危机的影响范围更广，尽管其两大标志——经济不平等加剧和房价上涨在纽约、伦敦、旧金山等正在复兴的城市中心体现得最为明显，衰退中的“锈带”城市和较多依赖能源、旅游、房地产行业的“太阳带”城市同样受到冲击；在郊区，经济和种族隔离、空间不平等、长期贫困正在变得像在城市中一样常见。从这个角度看，新城市危机也是郊区的危机、城市化的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明显表现。

　　新城市危机包含多重维度

　　在佛罗里达看来，新城市危机包含五个关键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少数“超级明星”城市（如纽约、伦敦、香港、洛杉矶、巴黎）以及知识、技术密集城市（如旧金山湾区、华盛顿特区、波士顿、西雅图）与其他城市之间深刻且日渐扩大的经济差距。前两类城市聚集了世界领先的高价值产业、高技术企业、创业企业及其顶尖人才。根据佛罗里达等人2016年的一项研究，旧金山湾区、波士顿、纽约、洛杉矶、圣地亚哥、伦敦、华盛顿特区吸收了全球近50%的高技术风险投资资金。

　　第二个维度是“超级明星”城市自身的危机。这些城市房价高至常人难以企及，不平等程度惊人，绅士化升级至富豪化地步。一些富有活力和创新力的社区正在变成摆设，超级富豪在此购置高端房产作为投资，而非居住。被“挤出”的不仅是社区艺术家和创意人士，越来越多的高收入知识工作者也只能眼看着自己的财富被高房价吞噬。蓝领、服务业工人、贫困和弱势群体则更是直面危机，他们被迫离开了“超级明星”城市。然而，工薪阶层和底层劳动者的流失对城市发展并无益处，当教师、警察、消防员、护士、家政工人等群体负担不起与工作地点距离合理的居所时，城市经济运行很难不受影响。

　　第三个维度是城市和大都市区内与日俱增的不平等、隔离、分化现象。新城市危机的标志之一是中产阶层及其社区的消失，而这曾是美国梦的化身。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研究生院教授肖恩·F.里尔登（Sean F. Reardon）等人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1970—2012年，在美国117个人口不少于50万人的大都市区，收入显著低于当地中位数的居民家庭占比从15%升至34%，中等收入家庭占比从65%降至40%。据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发布的数据，2000—2014年美国有203个大都市区中产阶层人口比例下降，160个大都市区低收入人口比例上升。随着中产阶层空心化，“城区穷郊区富”的旧模式正在转变为“拼凑式大都市”，即城区和郊区都穿插着少数富人区和多数穷人区。

　　第四个维度是，新城市危机也是郊区危机的萌芽。传统印象中的美国郊区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已经褪色。据布鲁金斯学会统计，1970—2011年美国城市贫困人口数量从740万升至1340万，郊区贫困人口数量从640万升至1640万，而2000年以前城市贫困人口数量一直超过郊区。造成郊区贫困的原因一部分在于负担不起城区房价的居民流入郊区，大部分则是越来越多的郊区中等收入者因失业或房价上升而跌出这一阶层。

　　第五个维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危机。乐观派学者相信，就像美国、欧洲、日本一样，城市化最终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中产阶层扩大。但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城市化高速推进的地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关联链断开了。据联合国统计，尽管2000—2010年发展中国家每年大约减少2200万贫民窟居民，但这方面的努力还不足以遏制居住在非正式居所的人口增长；2014年发展中国家仍约有8.81亿城市人口生活在贫民窟中，较1990年大约增加了28%。

　　建构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模式

　　佛罗里达表示，尽管新一轮城市危机令人担忧，但他对城市化并未丧失信心。如果危机来自城市，那解决方案也一样，出路是更多而非更少的城市化。但是，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经过改进的、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模式——“所有人的城市化”。

　　为此，佛罗里达建议从七个关键方面着手：改革城市规划和建设规范、税收政策，以确保人才和经济资本的集聚效应造福于全体居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城市集群发展、提高密度，限制高成本、无效率的城市蔓延；在城市中心区建造更多普通人负担得起的租赁性住宅；使低收入服务性岗位变成能养家糊口的工作，扩大中产阶层；通过投资特定人群和地区来减少集中贫困；开展全球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快速城市化地区建设更强健、更繁荣的城市；赋权于社区和地方领导者，发展当地经济。

　　（本报华盛顿5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