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工智能（AI）研究突飞猛进，专家开始担心这一技术将会成为人类的“终结者”。对此，英国剑桥大学未来智能研究中心（LCFI）执行主任斯蒂芬·凯夫（Stephen Cave）在《万古》（Aeon）杂志发文，从哲学、政治和历史的视角，就人们现在对人工智能的恐慌进行分析。他认为，这里的“智能”（intelligence）必须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来解读。

　　“智力”推崇由来已久

　　凯夫表示，“智力”一词在英语哲学家中并未广泛使用，在德语和古希腊语中也没有直接的对应词汇。但这并不意味哲学家对此不关注。实际上，他们十分着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其中一部分非常着迷，那就是理性（reason或rationality）。尽管当今很多学者主张对“智力”一词作出更宽泛的解读，但理性仍是其核心部分。

　　关于“智力”，柏拉图在著作中赋予思考以极高的价值，提出“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并认为现实的真理可以通过理性或智力来构建。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理想的统治者应当是“哲学王”。凯夫表示，在当时，柏拉图的这一观点是革命性的。因为当时的雅典已经开始了民主实践，实现民治，虽然这里的“民”是没有智力标准的男性公民。而在同时期其他地方，统治阶级大多是由世袭者、自认为拥有天赋权力者或“最强者”组成。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理性至上的观点。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解释道，谁是统治者要看他们是否拥有“理性元素”（the rational element）。由此可见，在西方哲学黎明期，西方人将智力等同于欧洲受过教育的男性，“智力”则成为这一群体统治女性、低阶层以及动物的论据。

　　2000多年来，这些思想一直影响着西方社会，使得支配与被支配、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例如父权制或奴隶制等，似乎成为了事物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启蒙运动时期，这种认为智力是人类独有特征的观点得到了康德的极力拥护。康德认为，理性的存在拥有无穷的价值和尊严，只有理性生物才拥有道德地位，理性存在被称为“人”，没有理性的存在则被称为“物”。虽然论证过程复杂，康德最终得出了和亚里士多德类似的结论，即存在天然的统治者和天然的奴隶，而智力则是其划分标准。这种思想路线继续延伸，发展成为殖民主义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西方人还开始研究和实行智力测试，智力高低成为一些学校或行业的选拔标准，甚至与优生学相关联。

　　凯夫还提到，这种理性统治论也一直有批判者。从大卫·休谟到尼采、弗洛伊德，都对智力是最高美德的观点进行了大力批判。此外，尽管大多数人希望有聪明的官员，但事实证明，西方社会不一定总会选择看上去最聪明的人成为政客。

　　过度使用人工智能确有风险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微软纽约实验室研究员凯特·克劳福德（Kate Crawford）曾表示，对人工智能“反叛”的恐惧在西方白人男性中似乎更为流行。西方白人男性习惯了处于社会阶层的顶端，如果智力超群的机器人出现，并在那些证明男性智力优越的领域超越他们，那么西方白人男性将会是“损失”最大的群体。

　　凯夫称，这并不是说人们对人工智能“反叛”的忧虑毫无根据，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确有风险。但他认为更应该担心的是人类会用人工智能做什么，而不是人工智能自身会做什么。人类更可能会使用智能系统对抗彼此，或者对这一技术过度依赖。如果人工智能造成了伤害，那么原因更可能是人们为它们制定了欠缺考虑的目标，而非它们自身想要征服人类。因此，“天然的愚蠢”比人工智能风险更大。

　　凯夫认为，如果能对智力持有不同的认识，那么人们对人工智能崛起的看法或许会有所不同。柏拉图认为哲学家应当被说服做国王，而在其他地区的传统观念中，尤其在东方传统中，人们往往认为智者应当是那些不屑权贵、超凡脱俗的人。试想如果这种观点能广泛传播开来，如果人们都认为最智慧的人不是那些掌握统治权力的人，而是那些善于思考，并且摆脱世俗欲望的人，或是那些传播和平、推广启蒙的人，那么我们还会害怕机器人会比人更聪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