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目的何在？消费与幸福感是否直接相关？1月4日，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讲师安东尼·詹姆斯（Anthony James）撰文反思消费习惯，认为合理优化消费选择可以最大限度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与消费数量相关性减弱

　　詹姆斯表示，如果消费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那么金钱、物质、能源总量只是其中的要素，并非最后追求的目标。现代社会“以多为佳”的观念仍影响着现代经济体系。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生活质量与消费资源数量的相关性正在减弱。现代社会聚集着前所未有的财富，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气候变化、不平等现象加剧等，此时正是为未来经济调整方向的时机。

　　詹姆斯认为，应当反思最优收入水平、最佳国内生产总值（GDP）等问题。例如在能源使用方面，联合国报告曾显示，超过某一数值，增加能源使用并不能持续提高人类发展指数（HDI）。

　　英国萨里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urrey）可持续发展研究教授蒂姆·杰克逊（Tim Jackson）在其《无增长的繁荣》（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一书中也探讨了这一主题。一项始于2000年的研究发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1.5万美元后，生活满意度不再随GDP增长而增长。杰克逊表示，丹麦、瑞典、新西兰和爱尔兰等国虽然收入水平不及美国，但生活满意度却高于美国。 

　　过度消费不利于经济健康成长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社会可持续研究所研究员塞缪尔·亚历山大（Samuel Alexander）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所处的环境资源有限，真正的经济进步并非无限制增长，而是趋于稳定持续，这需要人们反思当下的消费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传统以增长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将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红利重新投入到更多的资源开发利用以及消费中，忽视了过度消费所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

　　詹姆斯认为，在调解消费增长规模过程中，提高生活质量也可能意味着降低GDP，而这种潜在的经济衰退预期使人们感到恐慌。但当人们意识到虽然GDP增速放缓，同时他们或许能够获得可持续、高品质的生活时，人们就会改变原有的行为及思维模式，反思财富、工作与消费等概念的意义。 

　　人们已经意识到GDP并非衡量社会福利的最佳指标。现在并没有固定的最优财富拥有量或者最优消费模式，因此，需要创新方法，根据具体情境来决定最重要的是什么。詹姆斯表示，很多国家都已经有所行动，包括在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国推广的国家项目，也包括在不丹推行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项目，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新经济基金会等承担的项目。 

　　詹姆斯表示，澳大利亚政府虽然还没有推进类似的项目，但希望将澳大利亚国家发展指数（ANDI）向地方推广，并使其在未来成为国家级重要指数。“我们发现，最佳资源利用水平低于现有水平，显而易见，高质量生活并不取决于继续加大资源利用，减少由于过度消费导致的负面影响才是未来提高生活质量的良方。”

　　从过度的物质追求中解放出来

　　2016年，杰克逊与英国学者罗宾逊·韦伯斯特（Robinson Webster）合著报告《再谈极限：增长极限讨论回顾》（Limits Revisited: a Review of the Limits to Growth Debate）。该报告提出，持续性扩张的资源利用有可能导致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早期干预措施对于推迟增长极限的到来至关重要。在面对多种限制增长的因素以及当下来自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多重挑战时，人们应该在未来几十年的关键时期采取措施。

　　亚历山大倡导新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理解自身真正需求，并以简单且环境影响小的方式适度满足自身需求，可以将人们从过度的物质追求中解放出来，引导人们思考是否需要在以生态环境、社会公平、个人健康为代价的前提下肆意消费现有资源，进而反思消费的意义。

　　詹姆斯在阐释过度消费的不良影响时，也建议人们无需将节假日消费妖魔化，但需要优化自身消费结构，并努力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进行最优化的资源分配。例如，给予亲朋高质量的陪伴时光、关注身体健康、减少压力、为绿色的生活环境贡献一份力量，也可以尝试为弱势群体送去一些关怀。

　　詹姆斯鼓励人们走出过度消费有利于生活质量提升或经济增长的误区。他表示，2017年伊始，是改变消费习惯、尊重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人事物，向着真正提高自身以及周围人的生活质量而努力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