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国际贸易再度成为热门话题，“经济全球化和主要的国际贸易协定导致美国公民收入不平等、工资增长停滞、工作岗位流失”的言论颇得民心。加入美国民主党党团运作的独立人士伯尼·桑德斯誓要阻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大受民主党选民欢迎；在此氛围下，希拉里·克林顿也转变了立场，明确表示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唐纳德·特朗普则不仅主张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还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美国签署的最糟糕的贸易协定。对此，美国耶鲁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彼得·斯科特（Peter K. Scott）分析了国际贸易遭到部分美国民众抵触的原因，以及贸易协定为美国发展带来的利弊。斯科特表示，尽管贸易对不同国家和人群的影响各异，但总体而言，贸易并非零和游戏。

　　国际贸易挑战本国市场

　　谈到美国的对外贸易，必然会提及该国制造业岗位被一些劳动力成本相对低的国家“抢占”。美联储经济数据库（FRED）的资料显示，美国制造业的劳动者人数在1979年达到历史最高纪录1950万，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一定程度的下降，2001年前后骤减300万。斯科特表示，如果将此现象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人们倾向于认为这是由于2001年前后美国降低了对某些国家的关税，引起进口竞争剧增、本土岗位锐减，进而联想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实际上，自1980年起，美国总统就依据美国贸易法要求破例对中国降低关税，但此举必须每年经国会投票通过，因而存在不确定性。而当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对中国的低关税已成定局。有意将生产外包到中国或从中国进口商品的美国企业纷纷行动，加剧了美国市场上的竞争。由此看来，引发贸易形势变化的关键因素还包括投资的不确定性，这一点值得研究者关注。

　　此次美国大选中，《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不时成为批判对象。然而，该协定是1994年正式生效的，而20世纪90年代美国制造业劳动者人数并未相应地显著下降。斯科特表示，对该协定的抨击可能出自三个原因。第一，该协定代表着美国经济首次向低工资经济体敞开大门，这在美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这已不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一次在大选中遭遇抨击。早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辩论中，独立候选人、商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就称，该协定的签订将产生“巨大的吸食之声”（giant sucking sound，指美国的工作岗位将流向墨西哥）。而在这次选举中，桑德斯引用了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EPI）的数据，强调该协定使美国净损失近70万个制造业岗位。第三，特朗普希望借批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来打击希拉里·克林顿——这份协定是在比尔·克林顿任总统期间生效的。

　　根源在于贸易得失分布不均

　　国际贸易的确对美国经济构成了一定挑战，但在斯科特看来，争论和指责的根源在于贸易收益与损失的分布不均。由于生产外包和进口，美国市场上的许多商品价格更低、消费选择更丰富，在普遍意义上，这对美国人来说是好事；然而，对于特定群体，失远大于得。有研究显示，在以制造业为经济支柱的地区，国际贸易的发展致使当地企业效益下滑、就业机会外流，低迷的经济对居民造成了严重打击，收入减少、失业率攀升导致了居民健康状况的恶化，进而引起死亡率上升。斯科特表示，虽然自由贸易从整体上看是有益的，但也会催生“胜败”——如果希望自由贸易真正惠及每一个人，就需要将“胜者”的所得分一部分给“败者”。然而，这种收益再分配处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交界处，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配合且“败者”损失惨重，就会形成国际贸易在政治竞争中沦为众矢之的的局面。

　　斯科特提出，媒体和政客有时会对贸易自由化进行政治化的宣传，大力突出其好处，对其潜在的不利影响却轻描淡写。当这些负面影响波及普通民众时，国际贸易的发展就成为众人责怪的对象。此外，制造业工人失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的进步。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企业逐渐用自动化生产线取代简单人工，导致在某些行业中大批工人失业。

　　利用再分配政策中和贸易“副作用”

　　斯科特表示，贸易的基础是比较优势，这一原则已得到广泛认可，即各方从事自己最擅长、效率最高的活动，将资源用于生产能给自己创造最多利润的产品，然后交换，由此实现效益最大化。而这个过程中遭受的损失，若换一个角度看，未必是坏事。

　　例如，大众都将目光集中在美国制造业的岗位流失，却忽略了制造业的产出数据。21世纪最初10年，虽然制造业劳动者明显减少，但制造业的不变价增加值（real value added）升速保持在二战后平均值，这两个趋势相结合意味着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又如，对外贸易可以推动国内市场创新。以苹果手机为例，现在消费者花费1000美元左右即可买到一部最新款苹果手机，其承载的科技研发成果主要来自美国国内，实体部件生产则由海外工厂承包。如果苹果公司将生产留在美国国内，较高的劳动力成本会拉高商品价格，同样一部手机售价可能高达几千美元，销售市场则会相应地缩小，企业可能难以获得充足的动力和资金进行技术创新。

　　斯科特表示，很少有经济学家认为贸易是零和游戏。由于国际贸易的各参与方都有相对优势，大家都会受益。但是，贸易得失分配不均的问题有关民生，不容忽视。因此，学界和政界都很有必要就政府应制定实施怎样的再分配政策展开研究和探讨，以帮助那些深受贸易“副作用”冲击的人群早日摆脱困境。

　　（本报华盛顿10月2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