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祎金:从地理中心的移位探究社会学
2018年09月11日 08: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9月11日第1534期 作者:何祎金

  在知识社会学的基本假设中,知识生产存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社会学地理中心的移位,一方面是全球经济政治结构调整的结果,从早期的西方崛起到20世纪中后期非西方的崛起,构成了社会学地理中心移位的历史动因。其间伴随着战争带来的移民潮,知识分子与学者也裹挟进这一历史大潮中,影响了欧洲之外的社会学的发展。对社会学而言,更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地理中心移位背后,社会学认识论和旨趣所发生的变化。

  从欧洲到北美

  历史上,欧洲社会学作为第一个地理中心,社会学的隐含命题便是对“西方崛起”的阐释。传统和现代的分野在这里具有时间和空间两个指涉功能:对欧洲而言,那是过去和现在的分别;但是对欧洲之外的地区而言,那是欧洲和非欧洲的区别。虽然社会学的欧洲起源决定了它本身在地理文化上便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它由欧洲引发,旨在解决欧洲问题。欧洲强化了自己文明、进步、民主、科学的现代形象,同时将非西方阐释为野蛮、停滞、专制和蒙昧的落后形象。

  在欧洲陷入混乱的时候,远离战火的北美社会学成为了社会学的第二地理中心。欧洲社会学和北美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质性。艾森斯塔德对多元现代性的阐释,将美国视为第一个欧洲模式之外的现代性,并将其归为西方文明框架之下。在认识论上,美国社会学显然无法轻易摆脱它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

  非西方社会的崛起形成新议题

  如果说社会学的欧洲中心,需要解决西方社会崛起这一历史课题,那么历史进入20世纪中后期,社会学需要面对的议题是非西方社会的崛起。首先是和欧洲具有同质性的美国,其次是苏联和日本,最后再扩大到亚非拉的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非西方崛起的主题取代了早期的西方崛起,它甚至还隐含了一个西方式微的命题。斯蒂芬·特纳(Stephen Turner)曾感叹为什么英国社会学会对历史上大英帝国国力式微保持沉默。一旦欧洲经济长期陷入困境,政局出现不稳,不仅是英国、西方的式微,或许将成为西方社会学下一阶段的主题。

  南方理论的兴起代表了西方社会学的他者有意识地形成地理上的认同,质疑西方社会学霸权。澳大利亚、印度和非洲等地区,作为历史上西方的殖民地,从一个为以西方为核心的社会科学提供调查数据和观察对象的地理区域,转变为一个需要形成自己特有理论、方法论体系和研究旨趣的主体,对社会进行自我理解和阐释。

  社会学知识的生产、传播、复制和改写,这门学科在全球的旅行以及根据地方情境发生的流变,它所反映的学科历史动态,恰恰是对世界社会历史变迁的回应。换言之,这门学科的历史并不仅仅是知识和概念发展的历史。根据人物和流派建立起来的学科内史,虽然可以清晰地呈现理论与概念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关联,但是在古典、现代和后现代的时间逻辑之外,非西方社会学对理解自身提出了要求。“非西方”在历史上会作为他者现身,成为西方现代性的反证,但是非西方社会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不仅对重新阐释提出了要求,亦使得地理上的移位存在可能。近些年比较显著的南方理论,便是在西方社会学之外结成的学术共同体,向社会学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者北大西洋支配者发起冲击,并为寻求承认而战。

  中国社会学为建设全球社会学贡献力量

  按照特纳的预言,社会学下一个发展繁荣的地区,可能会是印度和中国这类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国家。在后西方社会学(post-Western sociology)看来,社会科学的重心开始向亚洲,尤其是中国转移。这种转移甚至被视为社会科学正在发生的重要历史转折,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去西方化和跨国合作知识生产的时期。社会学地理中心的移位,为中国社会学如何理解自身提供了新的理论参照,同时也为中国话语的发出提供了可能和要求。

  一方面,虽然德里克将中国视为南方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康奈尔的“南方理论”中,中国社会学并没有被提及。然而,这门学科在中国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早期社区研究的历史实践中,甚至存在“中国学派”的提法。学科的本土化和中国化一直是一项重要的知识计划,并存在热烈的讨论。在社会学的全球历史中,中国社会学是重要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中国的历史经验可以丰富南方理论及非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话语。

  另一方面,中心的移位并不是简单的社会学理论与认识论旨趣的变化,同许多非西方社会一样,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在现代化之路上的求索,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的建设成就,为社会学的理解和阐释提出了要求。中国社会学的当代实践,亦是围绕这一基本的社会情境而展开,并在社会学的问题意识、理论和方法上积累了宝贵的中国经验和故事,可以为建设一门全球社会学贡献自己的力量。

  对中国社会学而言,这门舶来的学科并不限于欧洲或西方,还存在许多非西方的个案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作为非西方社会学代表,南方社会学的兴起代表了一种后殖民社会学的模式,而中国社会和社会学的历史境遇与发展同这种后殖民社会学存在较大的差异,本土学者也有必要在后殖民社会学之外,探讨全球语境下中国社会学的独特历史与学科品格,同时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学的位置。事实上,对中心和移位的讨论,并不是非西方社会学要结成新的堡垒或者霸权,而恰恰是在包容性的全球话语中消除社会学历史中的偏见与误读。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2期)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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