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建构立足中国经验的转型社会学
2018年02月13日 07:5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2月13日第1394期 作者:文军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发展社会学研究在经过一系列转变以后,其在整个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开始复归。21世纪以来,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从重视经济发展转为重视社会发展、从一味地相互批判转向不断地自我反省、从宏大理论叙事转向微观经验研究、从非历史分析回归历史分析视角、从市场导向重回国家导向、从单一学科视角向跨学科视角转变等一系列转型。这种复归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者们开始跳出单一的内因论或外因论等,转而将眼光重新放回到发展中国家自身如何真正实现发展的问题上,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发展类型的理论关注和实践探索,重新激发出了发展社会学的活力和转向。笔者认为,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对中国社会转型、转型发展及其相应的转型社会议题的社会学研究,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发展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发展社会学的新发展。

  中国的社会转型为研究注入新活力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在实践层面上为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变迁提供了一种过渡形态的社会发展类型,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助于我们打破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

  中国自改革开放迄今,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步入了急剧的社会转型之中。社会转型的实践特质一般使其更偏向于发展过程中的断裂而非连续性、冲突而非稳定性、差异而非同一性等独特面向,但中国的社会转型却显得更为特别(比如呈现出了某种连续性、稳定性和同一性特征)。随着对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回答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日益成为目前中国社会学特别是发展社会学面临的主要任务,甚至催生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社会学。

  笔者认为,当前阶段,我们可以把转型社会学置于更宏大的发展社会学范畴之内,它是对社会转型及其相应的转型发展与转型社会这一特殊的发展类型,进行专门研究的发展社会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转型是当代中国改革和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不仅成为了发展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议题,也为发展社会学的新发展或转型社会学的形成注入了新的活力。

  迈向新发展社会学

  对于“转型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取向认为转型社会学应该是在大的发展社会学之内,既然把“转型”看作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发展过程,转型社会学也当然可以纳入到发展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因此,主要任务不是去创立新的“转型社会学”,而是应该去重构“发展社会学”,通过促进传统“发展社会学”的新发展来拓展以往发展研究的内涵、目标和方式。另外一种取向认为转型社会学应该独立于发展社会学之外,是建立在社会转型尤其是文明转型的理解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一个可以相对独立地进行知识积累和研究的领域。

  无论转型社会学与发展社会学的关系如何,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立足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实践之上的转型社会学的建构,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和现实背景,尤其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而言更是如此。

  一是就社会学本身的学科发展而言,转型社会学或新发展社会学不仅可能应对传统发展社会学所面临的各种危机,而且还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较好地平衡社会学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的长期论争。因为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的实践本身就具有某种调和性,尤其是中国社会作为“转型社会”的特殊样本在转型社会学或新发展社会学的建设中拥有十分重要的经验支撑。

  二是就目前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而言,立足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转型社会学研究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和学科自主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立足于中国发展实践的新发展社会学或转型社会学的建构就是要以“转型”这一独特发展视角,去探索和建立一整套能够系统反映具有转型社会特点的社会学理论与实践体系。

  无论我们把转型社会学看作内含于发展社会学还是独立于发展社会学,就研究方式而言,笔者认为需要建立一个不同于传统发展社会学的面向行动者(actor-oriented approach)的新发展社会学分析框架。由于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是由众多的行动者实践来推动的,因此,社会转型实践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转型社会形态毫无疑问会受到身处其中的行动者的强烈影响。这一框架的一个主要优点就是可以回应和解释在相同结构环境下的不同的行动反应,即使社会发展或转型的结构条件看起来一样,但不同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由不同的行动者来共同创造的。这些行动者不是简单的、被动的社会发展类型的接受者或受约束者,而是具有积极行动取向和创造力的行动者。行动者取向的发展社会学研究试图通过关注不同发展场域里不同行动主体对干预活动的理解、诠释、重塑与应对性行动的再造,来展现多元化的转型发展图景和样式。

  当前,发展社会学正处于理论突破的边缘,在全球化时代,其必须对行动、制度、知识和权力相关联的各种要素提出一个更具整合性的分析架构。否则,发展社会学就有可能面临走向终结或被替代的危险。所以,我们究竟是重构传统的发展社会学还是去开拓新的转型社会学或新发展社会学,其实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能够有效应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发展形态,在理论上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解释,并能够在适应社会实践的变化中进一步实现理论或学科的动态发展。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4期)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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