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理解（understanding emotion）是个体理解情绪的原因和结果以及应用信息对自我和他人产生适当情绪反应的一种能力。对情绪的识别和理解有助于促进个体个性和社会性的发展。由于听分析器病变导致听力减退或损失的听障儿童，其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也受到限制。他们常常表现出较差的社会适应能力，较难获取沟通信息，以致出现不能理解或者误解社会规则或主流文化等问题。

　　目前，听障儿童的情绪理解存在两种假说——“缺陷假说”和“补偿假说”。缺陷假说认为，由于听力的损失导致语言欠缺，使得其较难形成高水平的抽象思维能力，进而妨碍对其所接触个体情绪状况的准确理解以及信息交流，从而影响对于社会情境的知觉理解，导致听障儿童的情绪理解存在发展劣势。而补偿假说认为，正是由于听觉通道的损伤，其视觉和触觉能力可能被个体更多地利用因而有更强的感知能力。此外，大脑的可塑性也可弥补这一缺失。因此，听障儿童的情绪理解并不存在发展劣势，相反可能在某些方面优于正常儿童。当前，国内外研究者对听障儿童情绪理解的不同成分进行了探究，所支持的假说不尽相同，各有侧重。

　　听障儿童的情绪识别存在发展劣势

　　情绪识别是个体根据外在表情或情绪情境信息来推测他人情绪状态的一种理解能力，也是儿童最早具备的情绪理解能力。听障儿童情绪识别的研究包括面部表情识别和情绪情境识别。

　　面部表情识别是听障儿童情绪识别的基础，影响个体的情绪发展。霍西（Hosie）等人在1998年曾采用匹配、标记以及理解任务测试听障儿童的表情识别，发现听障儿童的表现与同龄正常儿童的表现水平相当。他们对不同面部表情所传达的情绪有着共同的理解，尤其是当只进行简单的情绪匹配任务的时候，这种差异更加不显著。与之相反，众多研究则认为听障儿童的面部表情识别存在发展劣势，即使是植入人工耳蜗或是佩戴助听器的听障儿童，其面部表情的识别也明显差于正常儿童，尽管这种识别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

　　情绪情境识别是建立在情绪线索上的动态识别的情绪理解能力。多项研究表明，相较于正常儿童，听障儿童的情绪情境识别能力存在滞后的发展。例如，王娟等人在2018年采用情绪理解测试发现，听障儿童的情绪情境识别显著滞后于正常儿童；杜巧新等人在2014年采用情绪情境任务对听障儿童进行情绪理解研究发现，听障儿童较正常儿童在情绪情景识别上存在一定的发展劣势；戴克（Dyck）等人在2004年采用故事情境法发现，听障儿童在情绪情境识别理解能力上存在延迟或缺陷。

　　可见，尽管部分研究者认为听障儿童的情绪识别发展完整，但大部分研究者发现，其情绪识别存在发展劣势。听觉损伤不仅影响听觉功能，语言的缺乏使用可能使听障儿童对所接触的他人的情绪状态难以准确识别和把握，进而妨碍其对面部表情的判断以及情绪情境的理解。

　　听障儿童的情绪归因存在滞后发展

　　情绪归因是对产生情绪的原因进行理解的一种能力，其对个体的社会适应有重要影响。听障儿童情绪归因的研究包括情绪原因理解和愿望信念理解。

　　情绪原因是理解他人情绪的基础。研究发现，相较于正常儿童，听障儿童对情绪原因的理解能力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对故事中主人公的情绪进行正确归因存在明显困难。而里夫（Rieffe）等人在2003年的研究显示，听障儿童在情绪归因方面的表现与正常儿童水平相当，但是其对情绪成因的理解不太成熟，尤其是对愤怒情绪的理解。这项研究未考虑到其语言水平，因而维夫林克（Wiefferink）等人在2013年采用非语言情绪理解测试进一步发现，听障儿童在非语言情绪理解测试中同样表现出滞后的发展水平。

　　现实生活中，听障儿童在进行情绪归因时大多是基于愿望，而非信念。里夫等人在2000年发现听障儿童同正常儿童一样采用了多种心理状态作为参考，但他们更倾向于忽略因果原因，而把非预期的情绪归因为愿望，而非信念。尤其是其对愿望的情绪理解并不差于普通儿童，并且与高兴、愤怒和悲伤相比，恐惧引发了较少的愿望归因，而更多地引发信念归因。同样是从愿望信念出发，李娜等人在2009年采用情绪理解测试则发现，听障儿童对愿望信念的理解水平均显著低于正常儿童，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其所采用的测试不同。

　　听障儿童的情绪归因存在滞后发展，且其归因方式与正常儿童存在不同。听障儿童大多采用愿望优先的方式，关注其结果，这可能与其有限的互动时间和有限的交流手段有关，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尽量快速地表达清楚自己所想要的东西。总而言之，听障儿童的情绪归因同样存在滞后发展，但其愿望归因发展较好。

　　听障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较低

　　情绪调节是在一些策略和机制作用下，个体管理和改变自己或他人情绪的过程，是个体适应社会的重要功能。对听障儿童情绪调节的研究主要包括情绪调节能力以及情绪策略的选择两方面。

　　情绪调节是情绪理解的应用。大部分研究发现，与正常儿童相比，听障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显著较低，尤其是在情绪接受、冲动控制以及策略使用等方面。此外，听障儿童在情绪调节策略上的总体使用也不如正常儿童，尤其是情绪波动时，常采用如尖叫、怒斥、打人等不良的情绪调节策略；其策略使用方法也较为单一，在调节情绪时倾向于使用寻求支持和认知重组策略。而特尼桑（Theunissen）等人采用自我报告法进行的研究则发现，大多数听障儿童所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与其同龄正常儿童相同，这可能是研究方法不同所致。

　　总体而言，听障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较低，不能很好地对消极情绪进行有效调节，并且其方法及策略的选择较为单一，与正常儿童所常采用的方式不同，这可能与其自身的原因相关。由于听觉能力的损失导致其自卑心理较为严重，常常接收到负性情绪，一旦发生事情常想寻求支持来得到安慰。

　　目前，听障儿童情绪理解研究在所支持的假说上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造成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不同的研究者对情绪理解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不同。该领域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需要心理学工作者投入更多的精力来研究听障儿童的情绪理解，为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首先，情绪类型的研究应该拓宽，目前的研究大多是以基本情绪为基础，自我意识情绪的研究涉及较少。因此，可对听障儿童的自我意识情绪的识别或归因等进行研究。其次，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目前的研究大多以问卷的形式进行，但问卷法本身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增加研究方法。最后，增加干预方法。目前的干预方法较少，最有效的是PATHS课程，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多增加些干预措施。

　　（本文系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听障儿童的尴尬情绪识别”（ysdyjs201904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