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字法深度是指词的形态结构与音位结构的一致程度或透明程度，亦即由形知音的程度。研究发现，正字法深度对汉族和维吾尔族大学生汉字词命名的影响有不同模式。这与两个民族的母语特点、词汇获得年龄、语言熟练程度和语言加工方式不同有关。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双语教育是少数民族传承民族语言文化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特殊教学形式。新疆是我国特殊的双语教育区：新疆少数民族人口众多，仅维吾尔族就有983万，其聚居区庞大且稳定，区域文化同质性高。国家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在新疆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任务仍十分艰巨。大量研究表明，维吾尔族学生学习和掌握汉语存在困难，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对维吾尔族学生来说，汉语词汇学习仍然是难点。
维吾尔族和汉族的语言及加工方式存在差异
词汇不仅是语言的基本单位，更是思维的反映。Sapir-Whorf假设认为，语言影响认知，每一种语言都包含属于某个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体系。维吾尔语和汉语属于不同语系。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文字是以阿拉伯文字为基础的表音文字，存在严格的形—音对应关系、严谨的结构形式，容易见形知音。维吾尔语是典型的黏着语，属于低语境语言，强调语言形式的作用，特点是没有内部曲折，每一变词语素只表示一种语法意义。由于词根和变词语素之间结合不紧密，可随意组合。这种靠变词语素结合语法意义的关联法使得维吾尔语结构严谨。正是由于维吾尔语词性固定且明确、概念表达和所指定界分明的特点，维吾尔族人的语言加工方式也表现出分解性、抽象性、逻辑性和确定性。
汉语用表义为主、表音为辅的汉字来记录。汉字属于意音文字。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即使不依赖语音，也可据形知义。汉字在造字之初，用形—义—音来表示一个事物或一个动作、形状，但这种造字法有一定任意性。随着形声造字法的出现，形声字的发音跟随声符，使汉字的形、音对应关系不再任意。但由于增字不增音，导致汉字字形越来越复杂，同音字大量积累，一字多音便不可避免。字形相似的字有不同语音，同一字形也有不同读音，即多音字。一字多音在汉语中极其普遍。据统计，《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有544个多音字，读音数量为2—5个。汉语多音字的读音变化有区别词义、词性和语体的作用。在识记汉字多音字时要遵循“据词定音”原则，要明意义、辨性质、析结构，结合语境来选择读音。汉语是高语境语言，小到词汇，大至句子、篇章，其发音与含义对语境的依赖性较强。受汉语和汉字影响，汉族人的语言加工方式具有整体性、形象性、意合性和模糊性。
在词汇水平上，维吾尔语与汉语的一个重要差异是两种语言词汇的正字法深度存在较大差异。正字法深度是指词的形态结构与音位结构的一致程度或透明程度，亦即由形知音的程度。正字法深度对字词识别有重要影响。在同一语言之内，如果一个字形对应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音，就会增加学习的难度。与单音字比，多音字的正字法深度深，命名潜伏期亦长。
汉字词命名的民族差异：习得年龄与熟练程度的作用
字词命名是词汇提取过程。字形信息首先激活心理词典中的词形结构表征，再激活语音表征和语义表征，进而启动发音动作。双语者的心理词典由两种语言的信息网络构成，表现为词汇水平的独立表征和语义水平的共同表征。因此，正字法深度、词频、语境等客观变量，第二语言熟练程度、习得年龄、使用频率、语言加工方式等主观变量都会对二语词汇提取过程产生影响。
我们新近考察了正字法深度对维、汉大学生汉字单字词和双字词命名的影响，发现无论是命名单字词还是命名双字词，维吾尔族学生的反应时均比汉族学生长。这是缘于语言熟练程度和习得年龄的影响。汉字是汉族学生的母语文字，却是维吾尔族学生的第二语言文字。虽然维吾尔族学生的汉语已相当熟练，但汉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汉字是他们的第二语言文字，他们对汉语和汉字的熟练程度还是不能同汉语母语者同日而语。维吾尔族学生在获得母语口语词汇甚至是母语书面语词汇后才学习汉语，他们对汉字词习得远比汉族学生晚，因而加工速度慢。与词汇习得年龄比，第二语言熟练程度对双语表征和神经结构影响更大。研究表明，当双语者的两种语言熟练程度相当时，两种语言加工速度相当；当双语者的两种语言熟练程度不同时，优势语言加工速度快于非优势语言。维吾尔族学生均是维吾尔语—汉语双语者。根据双语认知的弱联结理论，双语者的两种语言的语音表征、语义表征与词汇表征的联结均弱于单语者。维吾尔族学生在生活中使用维吾尔语和汉语，决定了他们使用汉语与汉字的频率不如汉语母语者高，进而决定了对汉字词的熟练程度远不如汉族学生。
多音字效应的民族差异：正字法深度的作用
研究发现，两个民族多音字效应的差异体现了语境、词频、语言加工方式与正字法深度间的交互作用。对单字词加工，无论是汉族学生，还是维吾尔族学生，命名汉字多音字的反应时均长于命名汉字单音字，说明正字法深度影响两民族被试的汉字词命名。这是因为汉字单音字的字形与语音一一对应，字形与音位关系明确。在命名汉字单音字时，字形表征直接激活与之对应的语音表征，反应就快；汉字多音字的一个字形对应两个或两个以上语音，字形和音位关系模糊。在命名汉字多音字时，多音字的两个语音均激活，优势语音和非优势语音在命名中存在竞争，被试需要在两个语音之间选择，反应时便延长了。因此，被试对汉字单字词命名时的多音字效应主要是正字法深度的作用。对双字词加工，两民族被试在有语境条件下的多音字效应却出现差异：汉族学生对多音字命名有显著的语境效应，表现为有语境时（双字词）多音字效应量小，无语境时（单字词）多音字效应量大。这说明，汉族被试在对多音字命名时有良好的利用语境能力。维吾尔族被试的语境效应相对低，对高频词命名甚至未出现语境效应。不仅如此，两民族被试的多音字效应差异还体现在与词频的不同交互作用方式上。在有语境时，汉族学生的多音字效应仅出现在低频词上，未出现在高频词上，表明汉族学生的多音字效应受语境频率（整词词频）影响。在有语境时，维吾尔族学生的多音字效应仅出现在高频词上，在低频词上不存在。
维吾尔族学生与汉族学生对双字词命名的多音字效应差异既与双字词的表征有关，也与母语加工方式有关。对多词素词表征，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词素分解存储模型，认为多词素词以词素分解形式存储，在整词通达前，先激活词素表征，然后激活整词。二是整词存储模型，认为多词素词以整词形式存储，词汇识别由刺激直接激活整词表征完成。三是混合存储模型，认为多词素词既存在词素表征，也存在整词表征，在多词素词识别中，词素和整词都发挥作用，整词和词素均进入视知觉早期模式辨认过程。对汉族学生而言，高频词既存在整词表征，也存在词素表征，但整词表征频率高，词素表征频率低，命名时便以整词表征为主，多音字词素发挥作用机会少；低频词也存在整词表征与词素表征，但整词表征频率低，词素表征频率高，命名时词素表征易激活，多音字效应就易展现。对维吾尔族学生而言，受母语加工方式影响，复合词的整词表征难以形成或者微弱，无论是高频词还是低频词，他们在命名时均是先激活词素表征，再将词素表征整合成整词表征，即采用分解加工方式。高频词词素表征容易激活，可以激活词素表征的所有音位，低频词词素表征不易激活，只能激活词素表征对应的优势音位，因而显示出与汉族学生不同的多音字效应。
可见，正字法深度对两民族大学生汉字词命名的影响有不同模式。这与两个民族的母语特点、词汇获得年龄、语言熟练程度和语言加工方式不同有关。这一结果对维吾尔族学生的汉语与汉字教学有重要启示。为使维吾尔族学生更好地掌握汉语和汉字，教学中应坚持以词为本位，而不是以字为本位。语言的基本单位是词，以词为单位教学既有利于掌握汉语多音字的不同语音，又有利于形成多词素词的整词表征，使学生掌握符合汉语规律的认知方式。与此同时，应尽早地开展双语教学，有计划、有组织地提高家长的汉语水平，使维吾尔族家庭能达到维吾尔语与汉语并用，提前维吾尔学生的汉语词汇习得年龄，提高维吾尔族家庭的汉语和汉字的使用频率，使维吾尔族学生能够尽快成为熟练的维吾尔语—汉语双语者。
（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重点项目“少数民族学生双语学习认知规律研究”（2017-GMA-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