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以反复出现的强迫思维/强迫行为以及伴随的反强迫及主观痛苦感为其主要临床特征。患者无法控制和摆脱这种心理体验，身心受到了极大折磨。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强迫症在普通人群中的发病率已达约4%，在个体中广泛存在，其危害性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因此，探究强迫症的发病机理，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法，成为目前强迫症研究的重点，也是减轻患者痛苦，提升强迫症患者幸福感的重要课题之一。

　　强迫症患者存在认知抑制困难

　　依据以往研究者对强迫症发病的阐释，不难分析出闯入性想法或强迫思维是强迫症患者核心特征之一。个体由于无法抑制闯入性想法而产生强迫思维。强迫症现象学的报告强调，强迫症最大的痛苦是难以主观控制闯入性想法，表现在无法控制想法的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上，即强迫症的排除和删除的功能被弱化。闯入性想法或强迫性思维给强迫症患者带来的巨大危害促使研究者考虑产生这一问题的机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形成有效干预策略的问题。凯孟伯兰（Chamberlain）等人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指出，强迫症患者可能存在额叶功能障碍，而完整的额叶功能是个体完成抑制过程的“必需品”，抑制对提升个体认知功能的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依据认知资源有限理论，加工无关信息所耗费的努力势必会降低加工相关信息的资源。因此，有效的认知功能需要抑制无关信息的侵入，即认知抑制。认知抑制也是个体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上述研究，特别是额叶功能障碍的证据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强迫症患者是否存在认知抑制困难或功能缺陷，是不是这些缺陷阻碍了有效的认知功能，这也对强迫症患者发病的机理提出了一个有效的研究视角——认知抑制困难。并且基于临床与认知神经科学的解释，研究者开始从行为学和神经学两个角度研究强迫症患者的认知抑制。

　　近20年来，在不同的行为学实验中，不同的研究者使用多种不同类型的研究范式均发现了强迫症患者的认知抑制困难问题。常应用于区分选择注意的促进/激活和抑制成分研究的负启动范式在对强迫症患者的认知抑制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使用负启动范式探讨抑制问题时，一些研究者从抑制控制模型出发得到了显著的结果，支持了经常闯入性想法的入侵可能是造成认知抑制困难的这一观点；而在使用经典研究范式Stroop任务研究该问题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研究结果：研究者在强迫症病人身上发现了显著的Stroop效应，即强迫症患者在Stroop任务上要付出高的干扰代价，如黄美玲等以Stroop任务测量强迫症患者和正常组个体的认知抑制，结果发现强迫症患者比正常组在Stroop任务上有更多的错误率，反应时间延长，出现了显著的认知抑制困难问题。另外，一些学者使用创新性较强的研究范式亦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如林得恩（van der Linden）等人运用Hayling任务研究了强迫症患者的认知抑制，要求被试完成预期的词语（比如：美丽）和不相关的词语（比如：美春），结果发现强迫症患者的亚类型（强迫洗手和强迫检查）在抑制优势反应方面具有明显的缺陷。

　　在神经学方面，许多研究显示反应抑制缺陷的神经机制涉及眼眶前额皮层（OFC）、皮层下脑区以及分散地连接这些脑区的神经环路，前皮质和眶额叶皮质等大脑皮层功能障碍与强迫症的抑制缺陷有密切的关系，这也可以解释强迫症患者闯入性想法的侵入或强迫思维的出现可能存在认知抑制困难。凯孟伯兰等人的研究也证实强迫症患者的认知抑制缺陷可以激活眶内侧额叶皮质和基底节等脑区。这些研究结果进一步佐证了强迫症患者可能存在认知抑制困难问题这一结论。

　　强迫症患者存在行为抑制困难

　　强迫性行为是强迫症患者的另一核心特征。研究者们尝试从行为抑制的角度对强迫症患者的强迫性行为进行解释。在使用传统的研究范式进行研究时，许多学者都得出了强迫症患者具有行为抑制困难这一肯定的结论：派南得（Penades）等人以及黄美玲和蔡厚德在传统的GO/NOGO 任务上发现强迫症患者比正常个体的行为抑制成绩明显落后，存在显著的行为抑制困难问题；里陪司（Lipsgyc）和司克勘（Schachar）在传统的信号停止任务中也发现强迫症患者存在显著的行为抑制困难问题。近期又有学者采用创新性较强的反向眼跳的范式测量强迫症患者的行为抑制问题，研究结果显示，强迫症患者的反向眼跳的错误率远远高于控制组被试，并且强迫症患者的反向眼跳的潜伏期远远长于朝向眼跳，也显著多于正常组被试。这表明，强迫症患者在反向眼跳任务上存在行为抑制困难或者不可能抑制自己对反向眼跳任务的行为反应。由此可以推断，强迫症患者的重复性行为或动作可能是行为抑制困难或行为抑制缺陷造成的。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把视角转向了强迫症与其他疾病的对比研究，如托马斯（Thomas）等人比较了强迫症患者、疼痛患者和健康人在执行GO/NOGO任务时的脑电反应，发现强迫症组的反应抑制能力缺陷较疼痛障碍组与健康组相对严重得多。

　　斯滕（Stein）认为，强迫症患者反复进行某一行为与不能抑制额叶—纹状体回路所控制的程序性策略进行意识有关。还有一些研究者提出，额叶—基底神经节网络是反应抑制机能的重要神经生物学基础。基于这一证据，可以推断处于优势的额叶功能障碍可能会导致强迫症患者抑制过程缺陷。更有研究者从结构和功能神经影像学为我们提供了神经生理上的相关证据，指出强迫症患者的额叶—纹状体功能异常与其不能自动控制自我的强迫行为有关。

　　认知抑制困难可引发行为抑制困难

　　强迫症患者的行为抑制困难与认知抑制困难是单独起作用还是共同起作用？从强迫症患者的临床表现来看，主要有两大症状：重复的、无法控制的强迫性思想和非理性的、无意义、有可能不受抑制控制的强迫性行为。如果单纯从临床症状来看，好像这两个方面的症状是孤立的或者说可能是单独发生作用的。其实，从以往的研究以及相关理论分析可以发现，强迫症患者的强迫行为与强迫思维可以是单独发生的，比如有的患者可能只有强迫行为或只有强迫思维，也可以是共同发生的，即患者既有强迫行为，也有强迫思维。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借助神经科学和行为科学的一些原理来进行探析。具体来说，人体内部的信息传递是由神经信号和激素承载的，不会出现没有始发信号就产生行为活动的信号，对强迫症的行为和认知实验结果证实，其行为和想法反应的源头属于相对较高的信息处理中心，而非脊柱等低级中枢神经造成的简单信号反应（如帕金森综合征等），这意味着其抑制功能的缺陷至少受某些大脑中储存的信息的影响，因此对强迫症的界定不能是简单的行为抑制困难或认知抑制困难的疾病，而应该综合看待。

　　通过以往的研究发现，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推论：认知与行为抑制都是强迫症患者信息处理“流水线”的重要过程，而两者可能是“流水线”的上下游关系。因此，单纯的行为抑制困难无法解释强迫症患者的认知抑制困难问题，而认知抑制困难（或伴随认知抑制偏向）可能引发相关的行为抑制困难。人类任何行为的形成一般是对已接收剌激的处理，或者对即将接收刺激的预期。前者比较偏向于较低认知参与度下的反应，比较适用于低意识发射或高熟悉条件或环境的反应，这些可以直接将刺激与海马区储存的信息进行比较，得到相应的反应执行计划，信息流经过前扣带回等直接到达运动神经而产生行为反应，在这一情况下强迫症患者的行为抑制困难才容易体现出来。而后者则需要相对高的认知参与度，需要涉及信息釆集（包括注意力选择）与整合。这一过程需要通过vmPFC（腹内侧前额叶皮层）—OFC（眼窝前额皮质）—dlPFC（背外侧前额叶皮层）通路。因此，在认知参与度高的情况下，大脑处理信息和评估的过程会以想法的形式被个体察觉到，从而体现为强迫思维。总之，强迫症患者发病的行为与想法所表达的形式不同和认知参与度不同，但是归根结底是同一类问题所致，即内部比较信息（即个人认知框架，主要由记忆或先天内置行为组成）异常，其强度、反应方式和目标种类等信息决定了具体是由行为抑制困难还是由认知抑制困难，或是两者并发进行表征体现。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强迫症患者决策功能：来自行为实验与ERP的证据”（15YJC190006）、国家级大学生创业项目“强迫症患者家庭适应性研究”（20171044518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