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这个学科名称从何而来？中国学界一般认定该词是日本学者西周于1875年利用日文中的同形汉字创制的，1897—1898年由康有为引介到中国，属于外来语。一百多年以来，学界一般认为中国人在日本学者西周之前没有使用过这个学科名称。但最近研究发现，1872年一个叫执权居士的人在《申报》上发表《附论西教兴废来书》一文，该文认为西方宗教随着科学的兴起而正在逐渐衰落，文中写道：“虽彼之化学、天文、格物、心理各学亦皆有所以惩教道之假讹焉……虽格物、化学、天文、心理等事或盛行……”虽然此处“心理”和“学”没有联缀在一起，但这是中国文言文表述习惯导致的，它和三字联缀的“心理学”的指代是一致的。执权居士在这里是将心理学与化学、天文学、格物学三个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学科并列起来，因此这一名词即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心理学学科名称。这也是笔者所著《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为什么将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的起点选为1872年的原因。但是执权居士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所使用的“心理（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怎样的关联？

　　通过考证发现，执权居士的本名叫朱逢甲（1817—？），1872年前后相继使用过持平叟、持平居士、持平子、公道老人这几个笔名。朱逢甲，字莲生，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秀才，能诗善画，博古通今。1851年（咸丰元年）朱逢甲远赴贵州，协助张之洞的父亲兴义府太守张锳编纂府志，在滞留贵州期间编写了《间书》。19世纪60年代后期，朱逢甲回到上海后开始协助传教士林乐知办《中国教会新报》，出任秉笔华士，相当于编辑。在此期间，朱逢甲在《中国教会新报》《申报》上发表过几十篇文章，涉及中西之学的多个主题。也正是朱逢甲在协助传教士办报刊的过程中，具有了西学的学科意识，并创造性地使用了“心理（学）”这一学科名称。

　　朱逢甲还具有朴素心理学知识素养。1871年，他在《相术论》中提到荀子写有《非相》篇，宋代陈抟（希夷）著有《心相》篇，都是在主张“相心不论面”的观点，即不能以貌相、皮相识人，而是要相“心”。朱逢甲进而提出：“汇心之理与事，合貌之骨格与气色参之”，意即将关于心理的道理和事实加以汇总、整理，再参照人的外貌和气色，才能更好地识人。中国心理学史学界对“心理学”一词源流的史料考辨，多强调“心理”二字联缀使用的源头，但是对“心之理”一词源流考辨有所忽视，而从“心之理”发展到“心理学”的内在关联程度要比从二字联用的“心理”发展到“心理学”的关联程度大得多。1872年，朱逢甲发表《附论西教兴废来书》一文时，需要命名一门关于人自身精神世界的学科名称，而他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再加上他此前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过“心之理与事”一语，“心理（学）”一词在朱逢甲笔下便创造性地产生了。

　　1872年，朱逢甲创造性地使用“心理（学）”一词命名该学科，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而成，同时又是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产物。1875年，日本学者西周独立地使用“心理学”一词，同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可以说，朱逢甲、西周在心理学学科名称的创制上殊途同归。西周定制的“心理学”名称迟至1897—1898年由康有为引入中国，并广泛传播开来。19世纪中叶至1898年之前，在西方心理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汉语知识界产生了一系列学科名称：灵魂学、魂学、灵魂之智、心理（学）、性理（学）、灵魂说、心灵学、心学、心才学、心性学、性情学、性学等。遗憾的是，朱逢甲创造性使用“心理（学）”一词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继承他的创制，也就是说朱逢甲的创制在历史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朱逢甲创制“心理（学）”一词学术影响的缺失，却无法掩盖其历史价值和意义。朱逢甲创制“心理（学）”一词的过程反映出中国文化不仅孕育了“心理学”作为学科名称，并在中国人智慧中创造性出现了“心理（学）”一词。至此，“心理（学）”从其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到创造性使用者的中国人身份以及被首先使用的中国文化语境，完整地构成了该词“中国智造”的历史图景。当代汉语语境中的“心理学”一词确系由西周所创制，而朱逢甲所创制的“心理（学）”因为未广泛传播开来而未被接纳和继承。西周所创的“心理学”虽然“流芳千古”，却并非“前无古人”；朱逢甲所创“心理（学）”虽“昙花一现”，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所开出的智慧之花，它虽然未能开创未来，但当代日语、汉语语境中心理学学科名称亦未能超越于它。

　　朱逢甲在中西学交融与碰撞的时代背景下，首先创造性地使用现代学科名称“心理（学）”，及其朴素心理学知识素养的研究发现，重塑了汉语语境中“心理学”概念史的源头。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