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能够长年累月地帮助他人，道德模范的这种助人行为令人感动和敬佩。我们不禁会问，是什么支持着道德模范的行为？为什么一贯坚持道德行为如此困难？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道德认同和环境因素是影响人们道德行为的重要因素。

　　道德认同影响个体道德行为

　　社会认知视角将道德认同定义为一种认知图式，根据阿基诺（Karl Aquino）和里德（Americus Reed）的定义，道德认同是自我概念中围绕道德特质而组织起来的心理表征，是关于道德观、目标、特质和行为脚本等的联想网络，相关道德特质有关怀、热情、诚实和慈善等。和自我概念中的其他认同一样，内含道德内容的道德认同，采用图式的知识可及性作为解释道德作用的心理机制。在加工社会信息时，道德认同可随时提供相关道德图式。高道德认同者，其道德图式在道德工作记忆中被激活的频率高、速度快；而低道德认同者，其道德图式在工作记忆中并非不能被激活，而是被激活的频率相对低、速度相对慢。

　　大量研究证明，道德认同是各种情境中预测道德行为的个体因素。然而，“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在自我概念和认同中所处的中心且凸显地位因人而异。如果个体感到道德价值观如诚实、同情、公平和慷慨处于个人认同的中心，他们就会具有强烈的道德认同，一般更易产生道德行为。研究证明，高道德认同者，相对于低道德认同者，更易产生道德行为如参与志愿服务、慈善捐赠等亲社会行为，更不易产生欺骗、作弊等社会禁止的不道德行为。如杨继平等人的研究发现，在高道德认同情况下，大学生的网络欺骗行为不会随着道德推脱水平的升高而产生明显变化；在低道德认同情况下，大学生的网络欺骗行为会随着道德推脱水平的升高而显著增多。

　　权力的心理体验虽然常与利己行为相关，但德塞勒斯（Katherine A. DeCelles）及其同事的一项针对成年人在工作现场和实验室的调查发现，道德认同影响了权力与利己行为的关系。个体体验了权力后，高道德认同者有较少的利己行为，如故意提前下班、逃避工作和谎报工作时间；而低道德认同者，则有更多的利己行为。研究发现，权力与道德认同的交互作用影响个体的道德意识并进而影响他们的利己行为。权力的心理体验提升了高道德认同者的道德意识，但降低了低道德认同者的道德意识。

　　布拉西（Augusto Blasi）认为，道德认同的动机力量来自于个体保持自我一致的欲望。有较高道德认同的个体会感到有责任坚持自己的道德自我图式中的行为原则，从而避免自我谴责。即使发生了不道德行为，高道德认同者为保持自我道德形象，较低道德认同者更易在之后做出补偿行为。如马尔德（Laetitia B. Mulder）和阿基诺的研究发现，高道德认同者，相对于低道德认同者，通常会更努力回忆道德行为而非不道德行为，有更强的动机通过捐赠等道德行为补偿说谎的不道德行为。道德自我中心性促进个体维持积极的自我道德形象。

　　道德认同存在不同维度影响

　　根据阿基诺和里德的理论，道德认同是多维度的结构，有内化（internalization)和象征化（symbolization）两方面。

　　道德认同的内化维度反映个体道德特质在自我概念中的中心程度，以个体道德自我图式的习惯可及性高低为指标，影响个体的道德行为。许志星和马庆强的研究发现，成功内化道德原则个体，其道德相关图式在他们的生活体验中更凸显，对基于道德原则的行为更敏感；而道德认同低内化者更倾向于采用功利主义价值观。研究同时发现，倾向于道德规则的高道德认同者，其诚实行为显著高于低道德认同者；而倾向于功利主义的个体，无论其道德认同高或低，他们在自报成绩的实验中，诚实度没有差异。因此道德认同高内化者，有更高的道德行为倾向。

　　道德认同象征化显示个体倾向于通过行为公开展示其道德认同的程度，以此肯定其道德观。道德认同高象征化个体倾向于参与可见的行为，并向他人传达他们对特定道德目标和理想的承诺。而道德认同低象征化个体不倾向于参与各种形式的公开展示活动。

　　温特里奇（Karen Page Winterich）及其同事的研究发现，当道德认同低内化人群期待行为被他人认可（recognition）时，道德认同象征化高的个体比道德认同象征化低的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更多，因为他人认可提供了个体展示其道德自我的机会。相反，当个体道德认同内化高时，象征化水平和他人认可并不对亲社会行为作出贡献。当没有认可时，道德认同高内化者其志愿行为增加，而这样的行为变化没有出现在高象征化人群中。

　　当前的研究揭示，道德认同象征化对受认可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随内化水平的增高而降低。因此，道德认同象征化的影响效应依赖于个体的内化水平。

　　环境因素影响个体道德行为

　　道德认同倾向和道德行为的关系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果，这提示环境因素可能是除道德认同以外影响道德行为的另一重要因素。研究发现，环境因素激活和抑制道德认同进而影响道德行为。如阿基诺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环境因素的道德启动增加了道德认同低内化者的道德规则在工作自我概念中的可及性，从而提高他们的道德行为意愿；而具有经济刺激的环境因素抑制了道德认同高内化者的道德可及性，增加了他们的说谎意愿和说谎行为。同时，道德认同高内化者，相对于低内化者，在投资的虚拟任务中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当引入道德启动因素后，道德认同低内化者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道德启动没有影响道德认同高内化者的行为。当引入他人自私行为的环境因素后，道德认同高内化者的合作行为降低；但是，受到道德启动的道德认同高内化者，即使再受到他人自私行为的环境因素刺激，仍能够保持合作行为。可见，环境因素可以通过影响道德认同的内化维度而间接影响人们的道德行为。

　　同样，环境因素也通过道德认同的象征化维度影响人们的道德行为。如果说，内化维度反映人们“做正确的事”的行为动机，象征化维度则通过行为向他人证明行为主体的道德认同。然而环境因素影响下的道德认同象征化对道德行为的作用相对多元且复杂得多。奥秘斯顿（Margaret E. Ormiston）和黄 （Elaine M. Wong）的研究发现道德认同高象征化领导，相对于道德认同低象征化领导，在对社会做出负责任的行为后更有可能做出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巴克利（Laurie J.Barclay）、怀特赛德（David B.Whiteside）和阿基诺的研究发现，受到诋毁的个体中，道德认同高象征化者更多采取报复行为，因为道德认同象征化促进个体向他人证明他们受到的不合适、不能容忍的待遇。

　　由此可见，尽管道德认同及其两个维度都对道德行为产生影响，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环境因素的影响作用同样不可忽视。环境因素不被注意地激活和抑制道德认同，对两个维度都起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道德行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日常生活中诚信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研究”（14BKS080）、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基于隐、转喻认知机制的二语心理词库发展有效性研究”（2014SJB516）、2015年度高等学校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建设专项项目“中国人诚信概念隐喻的心理现实性研究”（KYZZ15_034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