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兰（1901—1979），又名佩兰、景兰，号立庵（立厂、立盦、立菴），曾用笔名“楚囚”“曾鸣”，斋号“亡斁”。著名古文字学家、青铜器专家、历史学家。

　　唐兰治学风格属浙西一派，“不尚博览，力求专精”，“崇精深、穷枝叶、尚专门”。其治学人生及学术成就与无锡国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王晓清云：“可以说，没有无锡国学专修馆，就不可能有唐兰的学者人生，也不可能有他后来在古文字学领域的卓越成就。” （王晓清《学者的师承与家派》，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唐兰出身贫寒，其父唐熊征先后以挑担售卖、开小水果店谋生。少年时，唐兰受父命于1912—1915年间在范古农创立并担任校长的嘉兴乙种商业学校学习经商，1915—1920年，复从嘉兴国医馆馆长陈仲南学习中医，并在城内项家漾开“景兰医院”。不久，又在上海作家陈栩主办的栩园编译社学习诗词。但唐兰对这些都兴致不高，却在1919年对小学和古文字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于1920年底考进刚刚创建的无锡国学专修馆，真正开启了他的学术门径。

　　无锡国专是所私立学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享有很高声誉。以“国学”名义号召民众、引导青年以至成为风气，可追溯至晚清。章太炎1906年8月在日本东京创办国学讲习会，可谓其肇端；之后，国学保存会以及《国粹学报》盛极一时。之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新文化、新思想、新式教育不断涌入。同时，胡适等一批学者倡导整理国故、保守国粹的学术运动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无锡国专便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限于条件，该馆自1920年底开办至1927年学校改制，除作为馆长的唐文治亲自授课外，仅聘专任教师3人：朱文熊、陈柱任教习，陆景周任助教。初在无锡、南京、上海分设考点，后因报考者踊跃，不得不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四地开设考场，报考人数以千计。但每届只能招收36名学生，四届以后，招收人数才逐渐有所突破。（钱仲联《无锡国专与唐文治先生》，《钱仲联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所以，能考取无锡国专也是相当不易的。

　　馆长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太仓人，出身晚清书香世家，6—14岁间，在名师指导下饱读《孝经》《论语》《孟子》《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左传》等经典，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1907年9月，唐文治出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并于该校增设航海、电机、轮机等专科，将所有精力投入到高等教育上。唐文治专攻经学、理学，以桐城古文派为文学正宗。无锡国专的校训即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办学旨在“研究本国历代之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

　　这种培养人才的思路和愿望，从其早期招生宣传中也可窥见。1920年11月27日起，《新无锡》等报连续刊登招生广告云：“本馆慨国学之沦胥，伤斯文之失坠，数年而后，恐吾中国人将无复有通中国文字者……爰于北京设立专修馆，并定先在江苏无锡设立分馆，开办师范班，专以造就国学人才为惟一宗旨。”（陈国安、钱万里、王国平编《无锡国专史料选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唐文治将传承和弘扬国学视为救国救民之根本途径，他说：“此时为学，必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惟一主旨。务望诸生勉为圣贤豪杰，其次，亦当为乡党自好之士，预贮地方自治之才……他日救吾国、救吾民，是区区平日之志愿也。”唐兰正是接受唐文治这种国学思想之熏染，才学有专攻，成就大器的。当时，无锡国专“主要讲授‘五经’、‘四书’、宋明理学、桐城派古文、旧体诗词，旁及《说文》、《通鉴》以及先秦诸子等”。（钱仲联《无锡国专与唐文治先生》，《钱仲联学述》，第12页）其教学特点有六：一是教书又育人，不拘一格，主要强调品德修养。二是重在教古籍原书。三是重在自学。一天只有四课时。学生在学好课堂讲授内容的基础上，各就自己的爱好主动自学。四是重在启发，老师讲解原书，同学能举一反三，自学时大得其力，不断增加自己的创获。五是重写作，写与学相互促进。六是“将在精而不在多”。

■《唐兰先生金文论集》

　　1920年，唐兰与挚友王蘧常相偕赴沪应考。报载录取名第，唐、王分列第五名和第七名，成为无锡国专第一届高才生。二人同乡同庚，进而同窗，甚为相得，交契益深。榜发后，冒着大风雪，先期偕往无锡，叩谒心仪已久的唐文治先生。

　　无锡国专的一切对于年轻的唐兰来讲，都是新鲜的，使其眼界大开。在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也让他有了弥补自身不足的方向标。他曾说：“同学有熟悉段注《说文》者，余由是发愤治小学，渐及群经。居锡三年，成《说文注》四卷，《卦变发微》《礼经注笺》《孝经郑注正义》《栋宇考》《阃阈考》各一卷。严可均、王筠之治《说文》多援引彝铭，余作注亦颇采用吴氏之《古籀补》，因渐留意于款识之学。及读孙诒让之《古籀拾遗》及《名原》，见其分析偏旁，精密过于前人，大好之，为《古籀通释》二卷，《款识文字考》一卷。”（王晓清《学者的师承与家派》，第221页；刘雨《唐兰先生的治学之路》，《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5期）这位熟悉段注《说文》的同学极可能是吴其昌。吴其昌是浙江海宁人，小唐兰3岁，家境也很贫寒。但他治学刻苦，博览群书，很早就研读过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国专毕业后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研究甲骨文、钟鼎文字，对商周史也很有研究。曾在《燕京学报》发表《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等。他对唐兰论天下学人时曾说：“当代学者称得上博及群书者，一个是梁任公，一个是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周一良《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所以如此推崇梁任公者，盖因其清华国学院论文《宋代学术史》是由梁启超指导的。

　　除唐文治亲授经学、理学外，唐兰经学方面的研究、治学境界的拓展，还应与外聘的学者曹元弼有关。曹元弼一生研究礼学，藏书2万余卷。治学以古文经学为宗，以考据为纬，著有《笺注十三经》《礼经校释》《周易集解补释》《经学开宗》《周易学》《孝经学》《周易郑注笺释》《古文尚书郑注笺释》等。尤以《笺注十三经》最受推崇，王謇说他“万卷藏书填户牖，十三经注训蒙童”。唐文治于1923年1月、4月、5月、6月间多次致函曹元弼，安排唐兰等同学赴其苏州府第，请其讲授《仪礼》《孝经》《周易》，进行学术训练，并以其著述作为国专教材。之后，唐文治高兴地致函曹元弼说：“诸生自被训诲，颇能领悟大义，每次无不欢欣鼓舞而返。感荷教思，实无涯涘。” （刘桂秋《唐文治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75、677、681—683页）

　　唐兰主要成就在古文字学。他曾回忆说：“余治古文字学，始民国八年，最服膺孙君仲容之术。”唐兰深受孙诒让《古籀拾遗》《名原》从汉字结构偏旁入手，层层推进、丝丝入扣的论述法启示，且因此知道了甲骨文的存在。他据罗振玉对甲骨文的解释，依《说文解字》顺序对其进行编辑、考释，反过来再论证《说文》。遇有疑惑，便向罗振玉写信求教，深得罗振玉赏识，并经罗振玉介绍结识了王国维。罗、王二人可谓甲骨文研究先驱，也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的最高水平，能请益于这样两位大师，自然把唐兰的古文字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境界。

　　王国维在给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所作《序》中说：“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立庵孤学，于书无所不窥，尝据古书古器以校《说文解字》。”该书于1923年刊刻。其时，唐兰或刚从无锡国专毕业。可见，王国维是很器重这位小他24岁小同乡的古文字研究的。由于有无锡国专的基础训练，在国学专门领域确有自己的心得体悟，此时的唐兰竟也大着胆子，就《观堂集林》中有关《生魄考》存在的问题提出七条意见与王国维商榷讨论。（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3页）有关音韵学著作、先秦古籍版本及清人读书札记版刻等方面的问题，唐兰也都向王国维请教，王也一一作答。1927年，王国维离世，唐兰将与之交流的八通信函发表在《将来》杂志上，说这些信函“虽断篇零纸，亦间与学术有关，搜罗先生遗文者，或将有取于是也”。可见，“20世纪20年代，是唐兰夯实学问基石而崭露头角的时期；因为罗振玉、王国维的推重，他在古文字学领域已小有名气。1929年他在编辑《商报》文学周刊时撰写了敦煌学、甲骨文字、秦汉封泥、古籍校释等方面的考证文章10多篇，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王晓清《学者的师承与家派》，第223—224页）

　　30年代，唐兰治学日趋成熟，“初应高亨之邀，讲《尚书》于东北大学，继而代顾颉刚授《尚书》于北大，又代董作宾开甲骨文字课。并受清华、辅仁、中国等多所大学之请，执教古文字及诗、书、三礼。还和郭沫若学术通讯频繁，替郭老撰《两周金文辞大系序》。足征他在而立之年，学术造诣何等深厚”。（陈左高《唐兰二三事》，载陈国安、钱万里、王国平编《无锡国专史料选辑》，第302页）

　　　（本文系贵州省201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19GZGX01）、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团队（NH337122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