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文，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比较文明学会副会长兼中国比较文明学会会长，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明学。代表作有《比较文学高等原理》《比较文化学》《比较文明学》（五卷本），主编《世界文学史教程》《东西方比较文学史》等20余部。主持完成国家、教育部各级课题12项，并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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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9年开始，方汉文教授发表系列碑帖文献研究论文，这是他的研究视野从比较文学转到比较文明学，再转到与考古学相关的“出土文献碑帖学”理论研究的又一拓展。

　　　学书得意法 从文论中西

　　方汉文出身学者世家，其父方道珍善书法，是陕西省委兼西北局的俄文翻译、《俄华大词典》作者之一，也是西安师范学院（现陕西师范大学）外文系的元老，其母也执教英语于中学，这种家学渊源让方汉文从小受益良多。其祖父方同年先生是毁家纾难的抗日乡绅，也是学者、书法家。方汉文幼年从祖父学习书画，曾向舒同、石鲁等书家请教。1960年，年仅10岁的方汉文就受居委会领导邀请题写了西安“普兴里”街巷名。其后精研书法史，汲取古意，自创“意法体”，在中日书法交流中大放异彩，其融合创新的能力可见一斑。方汉文也善画，启功先生称其“文人画风”，季羡林先生称其“风雅雄健、秀美丰赡、气韵生动”，并为其诗书画作品集《中西文化艺术融新的探索》作序，褒赞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1981年，方汉文考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师从外国文学专家马家骏教授。后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师从黄药眠教授，博士生副导师为童庆炳教授，黄药眠辞世之后由周来祥教授指导其博士论文。20世纪90年代中期，赴美国图兰大学攻读英文系博士后，指导教授为英国文学专家斯克勒顿。这一路走来，方汉文的授业恩师皆为名家，可临渊得鱼者莫不是结网在手，他必首先是千里龙文，才可受教于王良伯乐。

　　这番受教夯实了方汉文的文学研究功底，才使其日后如蛟龙入海，在比较文学、世界文学、跨学科多领域的汪洋中自在游弋。从1981年开始以文学为专攻之日算起，至今40年的治学，他在文学领域的付出是一以贯之的。出版于1992年的《缪斯与霓裳羽衣——文学和语言的比较》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也是其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该书引征博赅，举凡古今中外，议论纷扬。其实，方汉文的硕士论文《屠格涅夫与巴金创作风格论》早先便引起了季羡林先生的关注，首发于北大《国外文学》杂志的比较文学研究专栏。在此前后，方汉文对于语言研究颇有兴趣，参译了《从巅峰到低谷》，还出版了《声律启蒙新解》，介绍对仗用语的基本知识和美化语言的艺术与技巧，展示了他在古典文学方面的造诣。之后，他调转研究方向，出版了三部精神分析研究方面著作《现代西方文艺心理学》《西方文艺心理学史》《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这三本是方汉文的“心理三书”，书中首次划分出西方文艺心理学的新学科范围，也使中国学者首次详细了解了法国后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拉康、美国的赖希与精神分析学英国学派一系列重要人物的学说。时至今日，“心理三书”也是当代精神分析学、比较文学、文明文化研究学者的案头必备。

　　之后方汉文又回归本业，在接下来的10年左右时间，他相继出版了比较文学专著10余种，其中包括《比较文学高等原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东西方比较文学史》（两卷本）以及40万字的专著《比较文学理论》等。这一时期他主张的“新辩证论”，首次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包括学科认识论、方法论、主客体论、文本实践论，实质上成为“中国学派”对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主要贡献，这也是西方的“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所从未深入的理论思维领域。

　　融合创新成为方汉文治学的经络线，“融新”是其比较文明文化学研究的核心观念。除此之外，方汉文还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其中《“世界文学史新建构”与中国文学经典》《走入世界经典的中国文学》备受关注。借此，方汉文已经逐步描绘出中国世界文学景观中比较文学新辩证论的理论图景，他的视野变得更加宽广。

　　　西游乘筚路 东归催启明

　　20世纪中期，方汉文在美国图兰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在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他结识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作者亨廷顿，成为方汉文进入国际比较文明研究舞台的直接契机。在此之前，方汉文已经对“陶泥文明”进行过大量研究。他以陶泥刻符进行研究比较，以《犍陀罗艺术中的中国与大秦》一文加入此次会议小组讨论。

　　基于此文，方汉文继续切磋琢磨，最后完成了20万字的《陶泥文明》，于2009年出版。该书提出了文明社会四分论，即石器时代、陶泥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指出人类社会肇始的标志是陶泥文字而非青铜文字或其他，改变了西方学者所创立的“石器、青铜与铁器三阶段”论。方汉文的《比较文化学》是一部系统介绍比较文化学的理论专著，国际比较文明学会会刊发文称其为中国比较文明文化学的肇始之作。

　　一路的筚路蓝缕，只有开创人自己知晓，“融新”绝非轻而易举。2003年至今，方汉文撰写并发表了百余篇比较文明专论。2011年，国际比较文明学界发表专论介绍了方汉文的研究成果。方汉文不仅精于论文专著，而且还是高校师生广为熟知的优秀教材的作者。他的《比较文化学新编》《西方文化概论》均是常用教材。越南、日本的比较文明学研究团队还将其《比较文化学新编》列入研究生教材；2014年，基于其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世界文学新建构’的中国化阐释”，150万字5卷本的《比较文明学》出版，全面论述了“文明融新理论”，研究了世界文明八大体系划分，提出文明与文化新定义，研究世界文明史主要发展阶段与发展规律；2018年，国际比较文明学会第48届年会在苏州大学举行，方汉文被推选为国际比较文明学会中国分会会长。

　　尽管如此，比较文明学科在中国仍然处于建设阶段。只有了解各种文明之间的异同，实现“文明互鉴”，发微阐幽，高屋建瓴，才能创建真正稳固的世界秩序。因此，方汉文致力于比较文明的“融新”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宏大理论叙事转向考古实证研究科学，也是考古与比较文明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汉文教授以中西、中日韩的出土碑刻为对象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说是以比较思维与方法为主体特性的广义研究，是比较文明研究的应有之义。2019年方汉文已届古稀之年，却以回归书法研究的方式开启新的“从心”融新之路。可以预见，在目前已经发表出版的200余篇研究专论和51种著作之上，他还会继续前行，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